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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绞尽脑汁，试着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分析这个不可思议的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在反复观察“文革”早期父亲的遭遇后，我忽然发现了这个遭遇与受迫害的犹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想，这是深藏于人类天性之中的一种欲望使然。这种欲望和食、色等等从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是它与人的基本生存的关系没有那么经常和紧密。它在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被满足后，才会日益膨胀，所以它带有明显的文明痕迹。但这并不是说，它是人有人无或若有若无的东西，只要时刻来临，人人都难逃它的掌握和摆布。这种隐秘奇怪的欲望就是：发现和证明世界上有比自己低贱的人时的愉快。而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就是迫害。
听上去，这念头不大光彩，东西方的道德标准都难以容忍。但如果你因此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却未免操之过急。不妨设想，当你再找不到世界上有比你更低贱的人时候，你还有勇气活下去吗？
但为什么恰恰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人类这种隐秘欲望的牺牲者？我想，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
犹太教宣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他们订约，要他们在世上传播拯救人类的“上帝之谕”。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犹太人必得忍受苦难，蒙受屈辱，历经折磨直至死亡。
正是犹太宗教理想中，这种包容人类所有苦难的，如此彻底、完美的献身精神，激发了人性中无法容忍自己比别人更低贱的罪恶情感。
换句话说，当有人自认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惹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历史不止一次使迫害犹太人的举动变成一扇奇妙的窗，让我们窥见人性中最丑陋最隐秘的部分。
当然，我不是历史和社会学家。关于这个话题，我只能东拉西扯到此为止。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每当回忆起爸爸1966年3月份的遭遇，我就会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就会看到人类天性中这种活生生的迫害欲。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和有责任的人而得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上海会议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反对你（指林彪），还没有反对我……”所以上海会议没有给爸爸扣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会议以后，再不给爸爸扣上这两顶在当时吓死人的大帽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林彪要置爸爸死地而后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会议要开出和上海会议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来才行。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度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这眼光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它们和北海大桥上射向我的那些冷冷的目光相同。但我又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可爸爸与他们却是生死与共、志同道合的战友。我失去朋友心痛，可失去同志和战友，爸爸就等于丢了命。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所以他注定沦为被迫害的犹太人。
1966年3月18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的话，从他｛〃文〃｝接到｛〃人〃｝暂时休｛〃书〃｝会的通知｛〃屋〃｝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露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爸爸，你的决心一旦下定何以竟这样顽强？难道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