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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塞上一辆汽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把我从汽车上拖出来，放在一个地下室里。
我仍然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们要负责给我说清楚。但是他们不准我讲话。后来他们又让我坐上汽车到了城外一个部队的驻地。一间小房里有一张床。门口放了卫兵。这样我才明白我是被提了，此时天还未亮。
我刚睡下，三个穿军衣的红卫兵走来了，他们大声地叫我起来，要我交代罪行。我说我并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说：哼！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还不知道？站在门外的一个说：他妈的，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彪。我说，我没有。他们就破口大骂。我问：你们为什么老骂人呀？他们还是骂。我说，毛主席要你们骂人？毛主席给了你们骂人的权利？这样才算封住了他们的口。随即也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个穿军大衣的走来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他走后，我问卫兵他是什么人。卫兵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大约三天后。一天早晨通知我：今天要开会，要我穿上从家里拿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两卷厚厚的绷带，把我带着伤口的那只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坐车到了体育馆。
妈妈那天同去，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陪斗。她回忆：
12月17、18号，瑞卿提出要回家，周总理也同意了，因为在医院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治疗。该试的都试过了，也都失败了。瑞卿跌伤的左脚一直也不能封口。但我们在极度的痛苦中仍感到一点安慰，因为再困难，一家人能在一起也要好得多。可是，12月20日深夜，突然冲来一伙红卫兵，到医院里就把瑞卿抢走了。连衣服都没有换，还是一身病号服，用病床上的床单一包，就把人连拖带拉弄走了。这一天夜里一两点钟有一伙红卫兵冲到家里，把我也抓走了。同一辆车还抓了梁必业、肖向荣。把我们拉到总后大院的一个楼上，让我们面对墙坐着。我记得墙上还贴着丑化彭罗陆杨的漫画。天亮时又把我们拉到高等军事学院。我被关在一个三楼上，我住在里间，外面有红卫兵在看守。因为抓我时很仓促，我只穿了一件薄毛衣，一条薄呢子裤，冷得很。我就提出要穿棉衣棉裤，他们不答应。而且我没有带牙具、毛巾，脸都不能洗，他们也不肯给我取，说你不会买一套。我说，那就买吧。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一进门就很凶地吵着说：“你这个人连买肥皂牙膏的事情都说不清楚，怎么搞的！”进到里屋，他就小声地对我说：“我给你把棉衣棉裤送来了，我到你家里去了，孩子们都很好。我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看电视呢。”
这个人是谁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悄悄告诉我他姓李。我问他叫什么，他就摇摇头，只是说：“北戴河，钓鱼。”我一下子想起来，他曾来我们家替过卫士长的班。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去钓鱼。他好像是河南人。1974年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曾到处找他，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好人了。保卫部没有，警卫处也没有。说完这些话，他又大吵大嚷地走了。这些棉衣棉裤送得太及时了。24日开我们的批斗会，一直叫我们跪着，如果没有这条棉裤，我想我是很难回得来的。我什么时候想到这位小李同志，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24日一早就把我们拉出来，街上路灯还亮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就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屋里，眼睛都用黑布蒙着，勒得很紧，和头发结在一起，想松松也不可能。进屋后让我们对着墙坐着。我听声音，还有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
“文革”中林彪剪除异己，“靠红卫兵而诛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档案资料证明，12月2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大会名义上是由北京军事院校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在林彪叶群等人的示意下。组织批判会的人原来都穿军装，为了不太明显，有些人一到台前，一到公开场合就换上红卫兵的装束。当年知情者撰写的文章提到：“开会那天，连叶群都是一身红卫兵打扮，绿军装，红袖章，只是为了掩盖面目和年龄，比别人多戴了一个大口罩。林彪也对大会提了要求：‘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那一天，叶群挤在19号看台上，林彪没有到会。”
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残酷。1967年3月4日、5日，36000余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之外，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荣、梁必业，还有我的妈妈和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等数十人。
那是一些极其血腥的场面。每一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字上还被划上大大的十字叉。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便会不由自主地向前弯。这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叫做“喷气式”。整个会场上响彻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语录歌。成千上万面红耳赤的人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中，争相表达着他们对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忠心。嘈杂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听不清台上一个又一个声嘶力竭的发言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被斗争的人受到长时间的折磨，个个脸色灰白，冷汗滴滴。妈妈写到：
开会时，我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会场上又喊，又骂，又拳打脚踢。还有人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就打得越凶。让我们低着头，跪着，弯腰，还揪着后脖领子。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再一揪，简直喘不上气。看我要不行了，他们才松了手。红卫兵们穿着大皮鞋，尽管我穿着棉裤，腿上还是踢了好多青紫块。一些人跑上来照相，照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不让照。我真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他们就拼命扯我的头发。这时候，我忽然听到瑞卿在我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这时候，又听到一个红卫兵对瑞卿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我抬起头来看他。他被用一个大筐抬着，旁边是一片片血迹。这是从左脚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天啊，这是什么世道！我心里充满了愤怒。
记录这些血腥场面的电影和照片，至今还在。仍然令所有见到的人毛骨悚然。巴金先生曾在“文革”结束后的1986年著书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并建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他说：“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①后来我看见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叫做《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文字图片集。这本书显然是为了响应巴金先生的呼吁。虽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无法代替真正“文革”博物馆，但在今天大陆不仅不可能建立一座真正的“文革”博物馆，新闻出版方面还有明文规定：电影、出版物和报纸都不能出现“文革”场景。所以，实际上连这样的书也不能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家杨克林的所作所为当然显得尤其珍贵。
当我拿到这两本沉甸甸的大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拿起了下册而不是上册。随手翻到1966年12月24日那页而不是别的任何一页，翻开的书页上竟然迎面扑来刺鼻的血腥！爸爸正被四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彪形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照片上看不清爸爸的脸，只有一头乱发覆盖着他宽宽的额头……我的心几乎不再跳动了！这滴血恐怖的行列正穿过当年千万红卫兵疯狂的呼喊，穿过30年的风雨，从翻开的书页中向我走来。19号看台上带着大口罩的叶群，似乎也鬼蜮般从暗处露出嘴脸。我的心再次被愤怒和痛苦涨满。我相信这是冥冥中历史老人的严肃提醒，再次向我传递这些我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信息。
“文革”是阴谋家们角逐争斗的战场。但他们找到了一块多么美妙的地方，这里的人被一种革命理想迷醉！没有人因血腥而胆怯，反以为其中蕴含着充沛纯正的革命激情，以为这是到达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