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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型战斗机也暴露出了后勤维护太复杂的缺点。其战斗出勤率只有75％左右，远不如海军的CF－2J型战斗机的90％，尽管后者因需要折叠机翼、还加装了着舰拦阻钩等装置，使其结构更加复杂。
作为地面突击力量最有效地配合，俯冲轰炸机成为地面部队最欣赏的一个机型。CBA－1型俯冲轰炸机，虽然有时候出现在对共和军海军舰艇的打击中，但主要还是用于清除地面部队暂时无法攻克的坚固据点上。这种在进行垂直俯冲时，精度极高的俯冲轰炸机，所携带的通常是一枚500公斤级的半穿甲航空炸弹，只要命中，就能够将带有钢筋混凝土的永固工事摧毁。但由于战争进行较快，CBA－1型俯冲轰炸机倒还真没有碰上过太多的永固工事。更多的是轰炸桥梁、炮兵阵地、车站、兵营等军事目标，当然，也担当了空中摧毁共和军坦克装甲车辆的任务。招待这些任务时，CBA－1型俯冲轰炸机一般携带数枚50公斤的航空炸弹或4个12联装的70毫米火箭巢。火箭巢是根据我对后世的记忆，由武汉兵工集团研制成功的，但不再象现在这个时期的火箭弹那样，需要翼下满满地挂上一排，其攻击精度当然也就更高。
首次参加实战的CB－1型轻型轰炸机的表现也让人满意，其较大的载弹量和较快的飞行速度无疑是其最大的优势。在战争中，虽然被击落了一架，但其给共和军造成的伤害却也是最巨大的。在与中国远征志愿军交战中损失的6万多共和军士兵，有近一半是被CB－1机群用密集轰炸造成的。在损失的800余辆战斗车辆中，有60％损失在行军途中遭受CB－1机群的轰炸。远征志愿军一般每次派出12架轰炸机进行轰炸，每架飞机一般带有20枚50公斤级炸弹，一次投下，便有240枚炸弹覆盖长1200米，宽60米的地域。在这个区域内的人员和装备，基本没有幸存的可能。当然，其缺点也较为突出，那就是爬升率不大。每次机群出动，都要先向海面上飞行一段距离，再折回飞行，以免遭受地面炮火的攻击。至于CB－2中型轰炸机，出于保密的需要，没有将其投放到西班牙战场上。CBD－1J型舰载鱼雷机的表现，已经不需要再说了，能够轻松地击沉“西班牙”号战列舰，本身就是对其性能最大的肯定。
实战测试的结果不仅让陆军非常满意，也不仅让空海军满意，更让那几家已经获得订单，却不能生产的军工集团满意。37年11月，由于33式轻型坦克等战斗车辆出色的表现，陆军迫不及待地向几家兵工集团下达了正式的生产命令。原先的订单除了继续执行，更追加了相当数量的订货。而几家兵工集团也因为早就聚集了数量庞大的零部件，急于投入生产，所以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开始全力生产，并于4天后达到最高日生产量。
这一速度还是相当惊人的。33式轻型坦克的订货数量被要求在40年以前生产6500辆以上，34式主战坦克则要求在40年以前生产15000辆以上，ZJC－34系列装甲战车被要求在1940年以前达到24000辆的数量。这并不是龙战天的想法，而是我的要求。因为，算算时间，新的世界大战也快要开始了，而且我知道，如今的世界两极界线明朗，矛盾重重，世界大战迟早将会爆发。当然，至于会不会于39年9月爆发，我心中也没有底。但至少，我必须在物资上和资金上做好准备。
为了这个准备，着重发展的空中力量也呈现出喜人的态势。空军在我的直接干预下，向各大飞机生产厂下达了令人大有些侧目的超大数量。CF－2系列战斗机被要求在40年以前生产5000架，其中包括2000架舰载型；CF－3系列战斗机被要求达到8500架的数量，并要求在1939年以前开发出舰载型，且舰载型的数量必须达到1000架。CBA－1和CBD－1系列飞机将分别达到4000架和3000架的数量。轰炸机也被要求总数必须达到5000架的水平。
国代会对我的这个“疯狂”决定惊呆了，虽然说，中国的工业剩余生产力非常强大，但全部用于发展军备也是非常危险的，至少，目前的政府财政就已经出现了赤字，虽然金额不大，但也引起了国大代表们的质疑。同时，军队的扩充也因为时间及其它原因的限制并没有快速进行，这些生产出来的主战装备将会没有足够的人员进行操作。郑耀邦向我反映此情况时，也似乎对我的突然“发力”感到不解。当然，我并没有向他及人大解释什么，只向他说明，多余的装备（多了60％）全部妥善封存，为未来的可能的战争作好物资准备。
第一百四十三章 … 危机讨论上
军事工业庞大的需求量，也促进了其它相关行业的飞速发展。现在中国国内的工业生产力已经达到90％以上的负荷，而且由于近二十年没有在国内发生任何战争，因此，全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也颇受裨益。民间的富裕除了直接导致财政收入的增加，还引起了国内购买力的增强。民间资本也越来越多地投向民用工业上，于是，中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地提高。同时政府也渐渐地放开某些不是特别关系着国家战略的工业，使得这类工业更加快速地发展起来。到了38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已经越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据了全球工业生产的25％以上。
这其中，尤其以钢铁、汽车、航空、石化、电子工业所占比例最大。其实在此时，西方国家都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为了早日摆脱危机，这些国家都采用了发展内需，扩大工业生产的办法。但欧洲宪章成员国采用的是走向军国主义道路，通过强化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及加大军工生产来实现内需的扩大；而美英等国则采用扩大民间就业机会，举办公共设施等办法来扩大内需。但这两个道路都是以加大国家投资为基础的，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又不能满足投资需要，于是财政赤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仅西方国家，就是中国，也因为要扩大内需，而出现了财政赤字。
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并非完全相同，也与苏联不一样。严格地说，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经济体制。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经济虽不象西方国家那样产生严重的危机，也不象苏联那样，几乎没有影响。而且借助西方的经济危机而突然呈爆炸式增长的中国工业生产力，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消化的市场，最终迫使中国铁血政府不得不用财政赤字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内需的提升。
虽然损失了叶尼塞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及矿产资源，但苏联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下，以令人恐惧地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当然，这也是凭借其在秋明、巴库的油田、乌拉尔山的煤铁矿及西伯利亚以西地域的丰富矿产来实现的。整个苏联工业到了38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5％，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在欧洲居首位。强大的工业生产力直接刺激了斯大林的神经，当他意识到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的时候，用武力夺回叶尼塞河东岸地区就成了他当前最愿付诸行动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从1918年起一直萦绕着他，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个想法虽然非常强烈，但并不那么诱人。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崛起使得美英等国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欧洲宪章的签订，使欧洲大陆在数百年以来，第一次脱离了英国的控制，这让英国感到惶恐万状，除了与美国加强联盟关系外，还不断地在欧洲大陆上寻找可以突破的缝隙。原本一直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持敌视立场的西方国家，也因为整体战略的需要，逐渐被西方国家所接受。虽然仅仅是美英等国手中的棋子，但至少开始成为这些国家的阵营中的一员。而且，斯大林也敏锐地发现，欧洲两大阵营都离不了苏联，于是在英国和欧洲宪章成员国之间当起了墙头草。两大阵营也不得不分别继续给予苏联强大的经济支持。
这对中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日本和苏联这两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中国敌国的两个国家，又恰好与中国或与中国势力接壤，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两国与中国基本上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必然会面临着两线作战。再说了，后面还有美英等国的身影。如何解决个涉及中国未来国运的问题，也就成了国家危机处理委员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关注的事情。日本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虽然其地面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但不要忘了，在中国的西面，苏联那拥有庞大军事工业的雄浑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