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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两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化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讥讽我是一个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让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得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分参劾李次青的副本。次青从我最早，在江西时功劳又很大，别人都高官厚赏，独他一人至今仍为长沙一教书先生，我觉得很对他不起。若以后你们刻什么遗集之类，参次青的那些奏稿就都会刻出来，这不仅益发加重了我的罪，甚至连我的魂魄都不得安宁，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去刻集刊印。”
“说起李次青，我记得四哥有次说过，他想退掉那门子亲事。”
“不行！”曾国藩打断九弟的话，不悦地说，“定下十多年的亲事，哪有反悔的道理。澄侯的满女多大了？”
“今年十八岁。”
“你回去对澄侯说，万不能退，端阳节完婚。我素来嫁女是二百两银子的嫁妆，侄女一百两。他的满女，我出二百两，跟纪芬的几个姐姐一样看待。”
“好吧，我回去就告诉他。书局的名字我想了一个，叫贤声书局，大哥你看要得不？”
“贤声，贤声。”曾国藩轻轻地念了两声。“我看不大合适。尽管我不同意刻我的书，我知道死后还是会刻的。你百年后，纪泽、纪瑞他们也会给你刻个集子，那不等于自吹自擂，传自己这个贤者之声了吗？我看不是传贤者之声，而是传忠贞之心。你看呢？”
“是的，大哥想得远！”曾国荃恍然大悟，“就叫传忠书局。”
“对，这个名字好。”曾国藩称赞。“沅甫，我叫你看地的事办得如何了？”
去年，曾国藩写信叫四弟九弟代他在荷叶塘觅一块墓地。这次来时两兄弟商量好了，一到江宁，见大哥病势严重，曾国荃反而不好主动说了，怕引起大哥伤感。
“我和四哥请了十多个好地仙，在荷叶塘周围找了两个月，再也找不出一块好地来，最后两兄弟合计，只有将父母亲大人的棺木取出来，重新再调摆一下，就可以腾出一穴地来。”
那年被陈广敷称之为大鹏鸟嘴口的凹地，在曾国藩出山后不久，江氏老太太的棺木就葬在上面了。当时还有意留下一个穴位，让老太爷用。后来老太爷也葬下去了，那块凹地就不能再葬了。为了让大哥满意，曾国潢提出了这个主意。
“这万万使不得。”曾国藩连连摇头。“使父母亲大人的魂魄不得安宁，我何能心安！荷叶塘既然没有地，我死之后也不必把灵柩运回湘乡。那年在长沙办团练时，我在善化坪塘看上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处两条山脉之中，远看犹如二龙戏珠，就将我葬在这个珠上吧？这虽不是上等好地，也可以算得个中平，能使后世子孙清吉。天道忌盛，我一向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这句话。家在我们兄弟这一代出侯出伯，应该满足了，不要指望在三四代内再出将相，只要求得子孙读书识字、平平安安就行了。”
“大哥放心，这件事可以做得到。我回湖南后专门到坪塘去看一看，问问那个山包是谁家的，把它整个买过来，干脆就在长沙城外再添一座祖山好了。”
曾国藩满意了。闭目养了会儿神，他突然想起久未见面的六弟国华来。
“有五六年未去看温甫了，你这次回家，顺路去看看他，把纪寿这几年读书大有长进的事告诉他，也让他高兴。”
曾国荃没有做声。曾国藩觉得奇怪：“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曾国荃还是不做声，许久，才徐徐说：“六哥两年前便得归道山了。”
“你是说温甫，他早就仙逝了？”曾国藩惊讶莫名，心头“怦怦”乱跳不已，“你们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瞒着我？”
“前年秋天广敷先生去宝庆访友，特地绕道来到荷叶塘，将这不幸的事告诉了我们，说温甫在牯岭采药时，不慎从悬崖上跌下来，摔死了。当时大哥正在办天津教案，心情抑郁。我和四哥商议，暂时瞒着。这次我见大哥身体不好，也不敢提起。”
“就准备瞒到底？”曾国藩问，眼眶四周已湿润润的了。
“嗯。”曾国荃轻轻的回答，声音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
“我对不起温甫。”沉默一段很长时间后，曾国藩从心底里吐出一句话来。
“我这次回湖南时将在九江上岸，把六哥的遗骸带回去归葬祖茔，不能让他孤魂无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