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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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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

有一年“千秋节”,汇集到广场上的人很多,争着往前挤,然而,众人争相拥挤的原因却不是要争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宫伎的风采。念奴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歌技出色。她的歌声激越清亮,被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念奴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节”一般是3天欢庆,念奴的表演结束后,还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要求继续听念奴唱歌,导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无法正常进行。到了这个时候,朝中官员无法应付躁动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让高力士出面宣布:“念奴将会再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现场喧闹声即刻消失了,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那架势,绝对不亚于当今任何的追星场面。

念奴所唱的曲调后来演变成词调,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宋朝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垂千古。当后人乐道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时,是否曾想到,这个词调其实出自天宝年间的一个出色的女歌伎?

宋词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高峰,但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在讲述杨玉环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此舞首次公开推出,是在玄宗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因为声势浩大,乐舞精妙,一经面世便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可谓空前的繁盛。不过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

南唐后主李煜之妻大周后也是个音乐天才,曾经得到《霓裳羽衣舞》残谱,还将之改编为琵琶弹奏。《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羽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

【三 贤相应时而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实际上是许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结果。提到因素,首先要从大唐的宰相说起。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它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开始考虑任命宰相一事。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经久不息的宫廷政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这样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这时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几年后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武则天后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凤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当时武则天病重,他积极参与了复辟李姓唐朝的活动。复辟成功后,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众人都欢呼雀跃,唯独姚崇为武则天掬了一把同情泪。毕竟,他曾经长期效忠于这个风格强硬的女人。复辟的组织者张柬之与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后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从公佚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姚崇因为此事被排除在新复辟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出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残余势力勾结韦皇后,卷土重来,张柬之等参与复辟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唯独祟幸免于难。这确实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睿宗即位后,因姚崇作风务实,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即召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中书令。当时李隆基还是太子,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姑侄二人斗得不可开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隆基为避免触怒太平公主,反而罢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终还是可怜的棋子,成为了李隆基的牺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后在武则天和睿宗朝中为相,确实是有过人的才干。凡军国要务,皆了若指掌。他为相且兼兵部长官,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是众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势后,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听完后,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注:唐承隋制,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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