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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1）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4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9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着日本兵的大呼小叫。值班连长向他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参谋长，日本人！正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赵镇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的预感灵验了！这时，他反而镇静下来，立刻发布命令：“把枪发给弟兄们，进工事还击！”
值班连长应声而去。这时，从日军设在南满车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开始一发发落地爆炸。北大营里，被枪声惊醒的七千名官兵都跑到院子里来，炮弹的爆炸使他们极度恐慌，营内乱成一团。
赵镇藩回到旅部，让人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参座，”赵镇藩向荣臻报告，“日军突然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一发发炮弹落在营院里，怎么办？”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荣臻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
“我已命令弟兄们进工事抵抗。”
荣臻不置可否。他不敢自作主张，放下电话，令人给北平的张学良发报。
中国军队在等候命令，日本关东军却按照预谋实施了发动战争的每一个步骤。他们在爆炸铁路之后，连夜向沈阳增兵，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垣。深夜11点半，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第二天清晨5点半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东北军的士兵们群龙无首，见日军冲进军营，惊恐万状。日本兵见人就用刺刀扎，赤手空拳的东北军乱成一团。赵镇藩又给荣臻打电话，荣臻已经接到不抵抗的指令，便在电话里对他说：“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说：“把枪放到库房里，让敌人任意屠杀，恐怕不易办到！”他见情势紧急，决定利用日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部队由东面撤退。赵镇藩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无奈：
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2）
东北军放弃了北大营，也没有在沈阳城内进行抵抗。日军分三路向沈阳发起进攻。第一路首先攻入两个公安分局，然后将商埠的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进攻商埠北市场，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且占领了邮政局。第三路分别进攻大小西边门，首先包围警察署，接着包围宪兵总司令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将他们包围的东北军队、警察和宪兵统统缴械。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私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两百多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和十多万支枪，顷刻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辽宁凤城县人黄显声，当年三十七岁，是一名有心抗日的警官。他在北大营枪声响起时，就打电话报告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如何对付日军。张学良要他通知各警察机关：如果日军进城后索取枪支，可以无条件地交械。
张学良是在严格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蒋介石曾邀张学良到停在石家庄站的专列里谈话。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求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不过，在“九一八”这天，张学良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后，倒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蒋介石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要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蒋介石一再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忠实地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