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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时，自卫队名义上尚有两千余人，钱运周是参谋长，控制其中将近一半部队。团长米增田对政府军耿耿于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是激进的反政府派，主张马上兵变，理由是雷公公（雷雨田）一味顺从政府，尽让汉人吃哑巴亏。趁有枪在手赶快造反，重新进山打游击。
师长杨维刚也站在米团长一边。他愤怒宣告：“我们堂堂中国人，怎受泰国人的欺负？在金三角，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些政府军能打什么仗，还不是靠了我们弟兄卖命。可是这些龟孙子反过来倒咬一口，那么多弟兄死得不明不白，他们在地下能闭眼吗？你们再看看张家军多风光，他们能干大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干？”
两人眼睛都望着钱运周。三人之中，米增田年纪最轻，三十出头，师长杨维刚不到四十岁，就是老资格的钱运周也不过六十岁。钱运周是少壮派的旗帜，主心骨，大家都等待钱运周拿主意。杨师长还鼓动说：“参谋长，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兵变就兵变！要是雷雨田不同意，就把老东西干掉！”
这是决定金三角命运的又一个关键时刻，我关心的问题是，既然和平来之不易，再起战争岂不断送数十万汉人难民的和平前途，把他们再次推入战争血泊之中？这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钱运周们的动机大可怀疑的是，他们再起烽烟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满足自己的野心，争权夺利，为一己谋私？
据说当时钱运周久不说话。这不是优柔寡断，钱运周是个有魄力的指挥官，而是这个问题实在事关重大，关系金三角战争与和平的大局。如果依了军官的主张，发动兵变，包围总指挥部，逼迫雷雨田辞职，然后改组自卫队，对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即使兵变不幸失败，将队伍拉走，反正枪杆子打天下，也不信打不出一条活路来。问题是多数人愿意打仗吗？钱运周想到自己身后的十多万汉人难民，他们愿意重新接受战争的残酷现实吗？
我对钱大宇说：“也许你父亲的全部悲剧，就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军人对吗？”
钱大宇被我问住了，一路无言，直到汽车返回美斯乐旅店，他才闷闷不乐地对我说：“你说对了，他明知不能代表全体汉人的利益，因为战争要将金三角变成一片焦土。可是他不能不选择打仗，因为他生来就是军人，手中有枪，血管里流动军人的血液，所以哪怕放下枪也不会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平民。”
我说：“我明白了，谢谢你。作为你父亲的儿子，能有这样反省态度真让我感动。你父亲反叛只是反叛一个平民时代的到来，反叛作为军人的自己。他们是金三角最后的军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们以自身毁灭换取和平的真正到来，这是金三角汉人难民从军人向平民的本质转变？就像凤凰涅般一样，至此，和平之花才在这片血沃的大地上真正开放？”
钱大宇把头扭向一边没有回答，他的脸被痛苦扭歪了。但是我相信他同意我的看法。
兵变就是战争，就是流血，就得人头落地，所以哪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得付惨重代价，包括许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历史上不乏政变兵变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就是民心所向。大多数人站在哪一边，同情或者支持哪一边，历史的天平往往就往哪一边无情倾斜。
另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机遇，是与必然性对应的偶然性。如果暗杀希特勒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可以提前结束么？成千上万生命不是可能得以挽救么？如果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取代毛泽东的阴谋实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庄严宣告会被推迟多少年或者干脆夭折呢？
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就像上帝的双手，都没有在关键时刻帮助钱运周成功。也就是说，历史的天平没有倒向反叛分子，尽管他们都是汉人自卫队中最优秀最勇敢的军官。总指挥雷雨田很快闻到一些风声，他毕竟是金三角的政界元老，成竹在胸，立刻调兵遣将严加防范。钱运周得知消息走漏，被迫仓促起事，打出兵变的旗号。不料自卫队官兵大多反对内讧，更不愿意重进深山老林打游击，他们都有老婆儿女，几十年吃尽打仗苦头，战争使他们流离失所血流成河，所以钱运周总共只号召了寥寥数十名响应者。这样一支小队伍，不要说与雷雨田作对，更不要说对付政府军的围剿，就是遇上土匪也难免被一口吃掉。
因为东窗事发，一时无路可去，就像当年著名的林彪事件，那样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仓惶之中也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最后只好落得机毁人亡的可耻下场。米增田提出投靠张家军，向坤沙寻求庇护，因为坤沙受到政府军围剿打击，损失较大，张家军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汉人，都是前国民党职业军人，所以坤沙收留他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钱运周无计可施，被迫同意投奔坤沙。退一万步说，即使坤沙不肯容留他们，总不至于对他们翻脸，钱运周从前好歹还是张苏泉的长官，不看僧面看佛面。投靠坤沙成为这些阴谋败露的反叛分子的权宜之计。
他们连夜逃出美斯乐，经过交涉，对方一个军官同意让他们在满星叠外围一处地名叫回棚的山上暂住，何去何从等候坤沙决定。
4
许多人对我说，反叛者必死无疑。
说这些话的人显得支支吾吾，好像议论一件不该议论的事情。其实钱运周阴谋败露，危机并没有因此过去，金三角是个整体，战争与和平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所以金三角各方势力都围绕这个不安定因素而紧张活动起来。
前面说过，我与华人少年阿祥经过回棚时看见那里有个汉人村寨，门楣上都贴着传统的中国对联，但是仅仅几年前这里还是张家军的前哨阵地，筑有工事和地堡，而当年坤沙会见美国议员伍尔夫先生，向美国总统提出那个著名的毒品收购计划就在回棚山头上。我看见回棚除了这座幽静小村子，四周没有树林，有些低矮的灌木，其余都是光秃秃的红土山坡。
但是时光倒退将近二十年，这座大山除了乱石和灌木丛，连个人影也没有，钱运周和他的反叛部下就在这座荒山安营扎寨。历经沧桑，我想象这位年过半百的职业军人两鬓一定平添许多白霜，我想象他不可能不忧心如焚，就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满头黑发。因为他是多方关注的焦点，是台风的中心，是关键人物，所以他的动向和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一个曾经加入叛乱的士兵——我得声明他已经得到赦免——悄悄告诉我，钱运周一直显得非常平静，好像一切结果都在意料中。他甚至多次对部下表示，如果不用打仗，避免流血，士兵和家属不被追究罪名，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可惜这些话已经不被接受，决定反叛者命运的已经不是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而是金三角政治、形势以及各方利益的共同需要。
命运的黑色阴影终于笼罩在他们头上。
汉人自卫队兵变消息被通报给政府，国防部发出指令，坚决消灭叛军，不使其流窜进山。但是令雷雨田深感棘手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坤沙同意接收钱运周，那么这场战争就势将演变成美斯乐与满星叠之战。金三角最大的两支汉人军队一旦兵戎相见，自卫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除了让外人坐收渔利外，这同室操戈结下的仇怨不知何时才能了结？
雷雨田登门拜访李文焕。李文焕患偏头疼，并有轻微中风迹象，他曾经是坤沙的老长官，在金三角沉浮数十年，当然谙熟个中三昧。他意味深长地打个比喻说：如果我是坤沙，我就会选择做个顺水人情，把钱运周当礼物送给最需要他们的人。投桃报李，换取将来的回报，而得罪邻居是件危险的事情。退一步讲，如果坤沙默许我们动手，他按兵不动，这也不失一种合作之举，可为中策。当然如果坤沙硬要收留钱运周，我们只好报告政府，说叛军逃进满星叠，请政府军进剿。我们决不能与坤沙开战，否则两败俱伤，这是下下之策。
两人相视一笑，不谋而合。政治就是交易，英雄所见略同。
最后还有一个不是障碍的障碍，那就是平息叛乱之后如何处置钱运周。钱运周是金三角国民党三朝元老，李国辉时代的开创人之一，对金三角汉人生死存亡立下过汗马功劳，据说这个问题令所有指挥官心情黯然。尽管他们个个都是军人，打了一辈子仗，在战场上不知道见过多少死人，消灭过多少敌人，他们还是对这些从前的生死战友心怀同情和敬重。因为钱运周毕竟是真正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