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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的政策对头，国家发生很大变化，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天安门事件’，外面骂得很凶，我不这样看。他们（学生）那样闹法是不行的，会把国家闹垮，老百姓饭都没有吃饱，闹什么民主？我是过来人，知道这个道理……现在这样发展，先搞经济，国家富强了，将来慢慢搞民主改革，搞政治民主，自下而上搞民主选举……”
我惊讶于雷将军对大陆形势的熟悉，后来我在他家里看到一台专门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卫星电视，据说整个金三角只此一家，我想这就是一个老人的胸怀和视野。这天雷将军备下便饭招待我这个大陆晚辈，我在饭桌上有幸认识许多其他重要人物，原国民党残军参谋长、军政部长、军需部长、副军长、师长，等等。我心情激动，暗暗考虑怎样安排对这些人进行个人采访，我相信金三角的历史就浓缩在他们内心里。这天桌上的所谓“便饭”居然全是云南家乡菜，令我叹为观止：汽锅鸡、过桥米线、油炸鸡翅、路南油乳腐、狗街烤鸭、腾冲炒耳块、“大救驾”（一种风味小吃）、宣威火腿、建水豆豉、麂子干巴、西双版纳米酒等等。在远离祖国的金三角，云南美食就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但是我的大脑里已经被各种话题和采访念头塞得满满的，以致于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听说雷将军自建了一座豪华墓地，我便循迹找去，在半山腰果然见了，为夫妻合葬墓。雷夫人尚未谢世，所以坟墓空着，雕梁画栋，很是气派。大理石上刻有约两千余字自传，嵌于石壁，为雷将军自撰。文字流畅，文白夹杂，状将军戎马一生，感叹时事人生，勉励后人，复杂心境流诸笔端。
我拍了照，取出采访本，将自传录于笔下。
3
1952年，李弥对西方记者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
缅军吃了败仗，不敢声张，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执政的吴努政府惟恐受到国内舆论和议会追究，对新闻界实行消息封锁，但是纸哪里包得住火，打败仗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仰光民众首先是仰光大学校园里激起强烈反响。大学生是时代先锋，他们举起标语上街游行，向市民发表演讲，抨击政府腐败无能。新闻界也勇敢地站出来响应，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冒着被查封的危险披露真实战况，使民众看到一个巨大的外国阴影正在入侵和威胁他们刚刚独立的年轻国家。
议员们感到受了蒙蔽，纷纷站出来声讨政府，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兼三军参谋长吴奈温将军下台。其实政府决不是不愿意打败敌人，他们实在还是一群年轻的政治家，铁腕人物吴奈温当时只有四十岁，而他独揽军政大权时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意味着勇气和野心，同时注定缺少经验和眼光。一般说来，东方国家都不大喜欢民众、学生到大街上闹闹嚷嚷，政府把面子看得很重要，宁愿事后道歉也决不肯当众难堪，所以军队接到命令维持秩序。而东方国家又缺少法制传统，政府不讲法律，民众也不讲法律，他们以为民主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欲望无限膨胀，于是许多坏分子乘机作乱，砸商店抢银行强奸妇女发泄私愤。政府军即使外战外行，对付内乱却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仰光立刻发生大规模骚乱和流血镇压。
李弥对记者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最先从仰光大学里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吼声。爱国主义是最具煽动性的民族传染病，它一经爆发，立刻就像九级地震从仰光传向全国，这一回连许多政府官员也站在学生一边。政府内阁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内阁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坚决将入侵者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没打赢，打不赢就说不起话，实力是政治的基础，于是外交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外交派说，不打仗并不等于放弃主权，军事只是政治的手段之一，是一种而不是全部手段，所以军事应该为政治服务。这就等于给头脑简单的军人上了一课。
持外交观点的代表人物叫吴丹，他曾经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作家和翻译家，留学欧洲，长期从事宣传和外交工作。事实证明吴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后来担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被推举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次年正式出任秘书长，连任三届。
于是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时值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反对强权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纷纷挣脱殖民枷锁宣告独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缅甸政府的代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很快寻找到许多第三世界同盟军。缅甸代表控告中华民国（国民党）军队侵略其领土，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供大量有关证据：照片、图片、缴获的文件、俘虏的供词，以及枪械、实物和记者报道，这些如山的铁证使得缅甸代表在联合国讲台上义正词严占据主动，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更是崭露头角，成为外交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入侵缅甸事件”在许多中小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种以强凌弱的强盗行径重新触动这些国家被侵略奴役的辛酸历史。联合国的辩论成了声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中华民国（国民党）代表成了过街老鼠，连美国大叔站出来也帮不了忙。
几个月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撤出金三角，缅甸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4
我认为李弥口出要做“缅甸王”的狂言并非心血来潮。
一个官至云南省主席兼兵团司令的国民党封疆大吏，一个老谋深算，宦海沉浮几十年的政坛老手，面对大批西方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和闪光灯，他难道不知道怎样说话？哪些话当说，哪些话不当说，哪些话要忌讳，怎样避免误会，怎样避免惹祸，他难道不知道深浅利害？“出言谨慎”、“祸从口出”一类古训他难道忘记了？外交场合无戏言，记者无风都要起三尺浪，何况你往他们中间扔一颗炸弹！
李弥毕竟发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令全世界包括台湾为之震动的声音，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宣言，说明他早有预谋，真的打算自立为王么？将近五十年后我试图证实这个推测的时候，许多金三角老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都是美国人背后捣鬼，他们策反李主席，把金三角变成独立王国。我说：“李弥是不是被策反了？或者说李弥是不是确有此心？”老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生气地说：“李主席是忠臣！他要是有二心，就不会光明磊落地赴台湾开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要说出做缅甸王的话呢？那不是造反吗？”
老人回答不出。
于是我又产生第二个问题，如果李弥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从容赴台？他不如干脆宣布独立，省去后来一段历史悲剧，莫非其中还有不为人知的蹊跷和隐情？我认为李弥有些像“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眼睁睁把自己送入虎口。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他初衷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口吐狂言又为什么落到后来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惨下场？我认为个人大起大落的命运律动是时代的脉搏，我将从这条脉搏中把握历史的曲折动向。
钱大宇说，他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伤愈归队不久，就受到总部柳元麟将军格外青睐，外面传说要升官，连师长李国辉也打电话来问他，他并不是柳元麟的人，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是一切仕途的通行证，所以这种从天而降的器重反而让他心里惴惴不安，有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令他惊讶的是，拉牛山大战后，勐萨变成一座大军营，到处建起仓库和营房，到处拉起铁丝网，道路有了，汽车有了，青天白日旗高高飘扬。国民党军人不再穿破破烂烂的军装，他们换了咔其布美式军服，头戴钢盔，脚登皮鞋，个个神气活现的样子。这种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之后那几年中曾经短暂出现过，然后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我从史料中知道，此时为国民党残军鼎盛时期，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控制区域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七倍之多！队伍剧增至三万多人，除从大陆逃出来的原国民党官兵、旧政权人员和各种汉人，连盘踞山头的土匪、土司武装也纷纷前来依附。在金三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为第一真理，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就向所有人展示这个无往不胜的真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