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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官基本上都是军校出身，军校相当于品牌，也是身价，就像今天名牌大学毕业生。那时候，头等名牌如黄埔军校、南京中央军校、中央军校各分校，称黄埔系。次一等如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长沙陆军士官学堂，虽然不是黄埔系，因为历史悠久，许多国民党元老也出身于此而被认可。其他各省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所谓军校，这些杂牌士官生压根儿就是乌合之众，被人嗤之以鼻，就像今天混文凭的杂牌社会大学，基本上不被正规军认可。
连一天杂牌军校都没有进过的纵队司令李文焕当然有理由倍受正规军的鄙夷和轻视，军官在背后给他起个绰号叫“烟枪司令”。中国人历来注重出身成分，讲究血统论，国民党也不例外。在黄埔出身的军官眼里，这个来路不明的土匪司令基本上是个冒牌货，是没有合格证书的伪劣产品。我倒不大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造就军人的熔炉主要是战场而不是书本。
不管人们有多少门户之见，有多少勾心斗角，关键时刻他们还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国民党第十三纵队司令李崇文将军宣布不去台湾，也不留在金三角，而是选择解甲归田，到泰国安身立命时，人人都很吃惊。李文焕问：“李司令如何动此凡心？”
李崇文悲观地说：“你们都看见了，这样下去没有出路。我那个纵队，名义上是主力师，现在就像抽筋剔骨一样，人都跑光了，还剩一百多人。美国人走了，李主席被软禁，台湾派柳长官主政，以我平时观察，此公是个专横自负之辈，气量狭小，难以共事。他是浙江人，浙江人最擅长拉帮结伙，搞派系斗争，日后必容不得我们云南人。我还是三十六策，走为上策，请各位好自为之吧。”
不料土匪出身的李文焕却不悲观，他并不认为天塌下来小民就该自杀，他大声表态说：“我是决不去台湾的，打死也不去！那个卵子大的地方，都挤在那里搞哪样？一泡尿从东边屙到西边，尽尿在大官身上……妈的！他柳元麟要是对不住我，大不了重新上山拉队伍，谁听谁的！”
我认为这番豪言尽显李文焕的胆略见识。同黄埔出身的将领相比，他显得更独立，更有主见。黄埔军人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接受教条，他们的思想尽在框框条条里打转，李文焕没有文凭同时也没有教条，他大不了重新回去当土匪司令，这对他有什么困难呢？
段希文也挽留李崇文说：“都是云南老乡，亲不亲，故乡人嘛。李将军要是不嫌弃，请到我部来屈就做个副司令吧。”
李崇文坚辞不肯，宁愿归隐山野。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所以李将军从此淡出金三角舞台，过着俭朴宁静的平民生活。1998年我在曼塘小村见到他。与李崇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文焕力主独立，赢得段希文等人赞同。卫兵当场倒酒，李文焕慷慨举碗陈辞道：“各位，我这人你们知道，没有进过军校，是个粗人。但是我有句心里话，开诚布公，不绕圈子，也不怕别人告我谋反。今后金三角应该是云南人的天下，不是那个浙江人的，金三角跟咱们云南人是半个老乡，老子站在山这边就能把家里喊答应，凭什么让一个浙江人来当家？！……你们要是同意，我们就来干了这碗酒，今后大家都是兄弟，有事彼此照应。对那些什么台湾卵子浙江鸟人，一律都不买账！”
在云南籍将领中，数段希文、李文焕，还有吕维英、甫景云四人势力最大，占全部国民党部队一半人马，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就是金三角半壁江山，柳元麟充其量是个空头司令。于是大家都端起酒碗来干了这碗同心酒，用这种古老方式结成云南联盟。段希文说了一句话作为总结，几十年后雷雨田将军重复给我听。段希文这样说：“我们不做浙江人（应为台湾）的傀儡。喝了这碗同心酒，大家就要握紧枪杆子，齐心协力占稳我们云南人的地盘。”
7
一个国民党帝国迅速崩溃了。
民国四十二年（1953），大撤军在霏霏细雨中拉开序幕。经过特许到泰国边境采访的记者惊讶地看到，一队又一队装备整齐的国民党官兵仿佛积蓄的地下暗河，沿着森林覆盖的山丘、河谷和林间小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金三角小镇大其力。一支支军队开过，一双双皮鞋踏着泥泞，骡马、卡车、加农炮出现了，步兵、炮兵、工兵，甚至还有装甲车扎扎地开过来。钢铁洪流川流不息，弄得宁静的小镇整日喧闹不已。军队继续开进，他们越过泰缅边境，开往泰国北部重镇清莱机场，他们将从那里搭乘美国飞机返回台湾。
法新社记者写道：“这是一支经历过严酷考验的军队，你从士兵被亚热带太阳灼黑的脸上，从他们眼睛里闪动着同枪管一样逼人的寒光里，还有他们沉默的脚步踏起的漫天尘土，都告诉亚洲乃至世界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能够征服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
《华盛顿邮报》记者写道：“他们肯定是一支可怕的军队，目光凶狠，意志坚强，不怕吃苦……三十多岁的老兵占一多半，其中许多人打过二次大战。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无疑有很多经验。记者采访一个姓鲁的上士班长，他是中国山东人，扛着一挺美国机枪。他夸耀说美国武器很好使，比起抗战时候打日本人，武器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他又表示不想打仗，如果可能，回到台湾就退役。鲁上士的理想是有间属于自己的饭馆。”
另一位《泰晤士报》记者则以同情的笔调这样报道：“……军队后面居然跟随着长长的妇女和孩子的行进队伍，就像汽车后面挂着一列松散的拖车。她们无疑都是军人家属，跟随军队转战。我采访一位姓黄的女士，她有六个孩子，分别是九岁（女）、八岁（女）、七岁（女）、五岁（女）、四岁（女）和一岁（男）。她一手抱着最小的男孩，另一只手拎着一口大皮箱子。其余孩子互相牵着手，大的领导小的在地上走路，看上去像一群可怜的小羊羔。我问黄女士，孩子父亲为什么不来帮帮她？黄女士喘着气说，军队要打仗，一切都靠自己料理。问她孩子父亲在军队里是什么军阶？黄女士停止喘气，她自豪地回答是连长。连长是下级军官，月薪还不到一美金。据说这样的家属有数千人之多，当然都是军官家属，可见战争不仅对男人，而且对女人和孩子同样残酷。”
历时四个多月的大撤军，至次年三月结束。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已经从金三角撤出四个军部七个纵队番号的军队，共计一万零五百余人，另有家属两千余人。至此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撤离东南亚，金三角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
当我的目光在那段短暂空白的历史上空停留的时候，我倍加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主力走了，他们带走什么，又给金三角留下什么？
《流浪金三角》之第十四章《兵燹》
1
许多年前，云南边疆的知青中悄悄流传一个惊心动魄的浪漫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为了献身崇高的革命理想，也为了心中朦胧的爱情，他们莽撞地跨过国界，迷失在金三角原始森林中。有人因此成了老虎黑熊口中美食，有人葬身沼泽瘴气，有人被蚂蟥吸成一具空壳，还有人被未开化的土著野人掠走，不知做了什么工具。几个月过去了，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只剩下一女两男，他们走啊走，终于走出不见天日的莽莽丛林，当他们终于回到人类世界，看见洒满阳光的第一座山寨和第一缕炊烟时，不禁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当地人惊讶地看见山林中歪歪倒倒钻出来几个衣不遮体的怪物，像传说中的古代人熊。
幸存知青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生死磨难：战争、分裂、贫困、毒品、婚姻、家庭，其中两人相继死去，最后一个女知青顽强地存活下来。她不再热衷于激情澎湃的口号，也不再轻信闪光动人的语言，而是深深地扎根在遥远而贫穷的金三角土地上，做了一个哺育孩子灵魂的山寨女教师。她后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在海外一举成名。
口头传说是文学的土壤和养料，这个故事曾经令我怦然心动，它的教育意义在于，苦难是理想的铺垫，就像鲜血浇灌的花朵，生命撕裂的辉煌。我悄悄崇拜那个幸存的女主人公，把她当成心中偶像，因为我的人生理想与她相同，也是做个受人景仰的作家。十几年后，我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出版获好评，一时间海内外反响如潮。这年秋天有位署名“曾焰”的台湾读者写了长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