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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仅仅是个向导兼翻译，所以这天住下的时候，我对小米说：“咱们夜晚轮流睡觉，别糊里糊涂让人做了手脚。”
2
我此行目的是江口、国军老机场和猫儿河谷。与上次孟萨之行不同，这条路线不通公路，没有汽车，只有丛林小道，这就是所谓金三角腹心地带。我所以坚持要走这条偏僻路线，一方面出于对金三角历史过程的偏爱，另一个原因则是满足内心的体验欲望。钱大宇安排我随同一支商队马帮行动，商队老板是个泰国华人，名字叫蒙小业。从我登陆江口开始，我就抵达一段重要历史隧道的起点，至此一路向西。四十年前这条路线上曾经产生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帝国，称“江口时代”，这个帝国的没落直接导致鸦片军阀罗星汉、坤沙的异军突起。我怀着一种复杂的侥幸心理，希望收获意外和惊喜，但是不包括危险。
当然我明白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谁能预料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和危险呢？如果遇上贩毒集团，他们会杀掉我们，还是接受采访呢？这是个未知数。但是鼓舞和支持我行动的是一部名字叫《金三角鸦片军阀》的纪录电影，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以及八十年代中期两次深入金三角拍摄的，主要方式采用偷拍，在当时西方世界极为轰动。美国人七十年代能做到，说明机会还是有的，金三角并不是铁板一块，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决心不惜冒险一试。
第二天下小雨，我在寨子里到处走动，这是个民族混杂的山寨，有掸族、倮黑、老松等民族，居然还有一户戴白帽子的回族，令我大为惊讶。一般说来，金三角寨子都以民族聚居，比如汉人寨，掸族寨，傈僳寨等等，这里并不是交通要道，为什么居民如此混杂？当地生活比我想象好些，我看见有家竹楼顶上居然竖起圆锅盖一样的电视卫星天线，有电视就有文明，就会少一些愚昧和野蛮，这个景象使我稍稍感到一点安慰。居民都穿民族服装，看不出汉人迹象，我猜想他们当中应该有汉人，我希望对汉人进行采访，难道当年国民党军队就没有留下几个人来？
河对岸是老挝，以河为界，这是我从地图上看来的，当地似乎并没有国界限制，人们自由过往。山民过河靠一种俗称“水板”的大竹排，我看见人们把货物卸下来，骡马牵上竹排去，人团团蹲下，篙手一声吆喝，两三支篙同时插下水，竹排就斜斜地向对岸撑去。雨季河水太大就撑不了，暴涨的洪水将沙滩河岸全都吞没，河面打着屋顶大的旋涡，时有大树、房屋和淹死的牲口从上游冲下来。我们到达这天雨不大，我看见天地都笼罩在烟云中，一片湿淋淋的景象：山是湿的，树是湿的，寨子和竹楼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下午无事可干，我与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个掸族，长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小米悄悄告诉我，老板有两个老婆。我果然注意到，他屋子里有两个掸族女人，年轻的那个还抱着婴儿。我们谈话通过小米翻译。我问：“老板你们寨子，或者江口坝子有汉人吗？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人？”
老板回答：“汉人走光了，汉人把我们寨子也烧光了。”
我兴奋地说：“你指的是1961年的战争吗？那正是我想知道的。”
老板声音拉长了，喉咙里发出一种拉长的类似鸭子受惊的叫声，我知道这是掸族人通常用于表示惊讶或者愤怒的语调。他说：“啊嘎嘎——你们汉人，在河边上杀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红了！”
我问他：“是汉人杀汉人，还是汉人杀别人？到底谁杀谁？还有你们寨子，又为什么被烧光了？”老板只管摇头，好像一个被不幸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我一团糊涂，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汉人总得有个名字，究竟谁跟谁呀！结果可想而知，掸族老板用他对历史的怒火把我变成一个傻子。我只好另找话题问：“既然寨子烧光了，你们什么时候重新盖房子？你是本地人，还是从外面迁来的？”
这里面有个小误会，在当地话中，“盖房子”意指娶亲，所以老板停止感叹，眨眨小眼睛自豪地回答：“山里婆娘多，我用三匹马换了第一个，又用两匹骡子换了第二个。”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下面这个事实，江口寨历史上曾经毁于战火，国民党残军总部遗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地基上。一个当地老人回忆说，那些汉人房子多得像树林，可惜打起仗来，什么都烧掉了，连寨子统统烧光了。
这天夜幕降临，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江口湿淋淋的土地上。江口时代一去不复返，虽然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湄公河，但是江口土地上的居民像流水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湄公河上有了“翁美那”，把机器船上的客人像接力棒一样接到寨子里。天堑变通途，人类共同发展的日子为期不远，那时候金三角还会有人赶着马帮贩毒么？我站在世纪末的时间隧道回头张望，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许多年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是个军人，有一张浙江人的马刀脸，穿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中将军衔。借着历史夜空暗淡的星光，我渐渐认出他就是柳元麟，国民党残军总指挥，李弥之后金三角叱咤风云的铁血霸主。
3
国民党撤台之后，金三角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汉人军队终于偃旗息鼓，像条受伤的大鱼一样沉到乱石嶙峋的水底悄悄蛰伏起来。
国民党残军元气大损，原先一派傲视东南亚的王者之气不见了，就像一头能撕碎大象的老虎，一夜之间病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哪里还有豺狗会惧怕它呢？原先三万人的战斗队伍，撤往台湾约五千四百人（对外佯称万余人），这部分人都是李弥旧部和大陆老兵，为基本战斗骨干。更多既不愿撤台又不愿打仗的官兵，他们采取开小差和不辞而别的方式为自己另找出路。雷雨田说，到1953年底，留在金三角的汉人军队只剩下不足六千人。
惨淡经营的时代来临了。
柳元麟将总部悄悄转移到江口。面对缅甸政府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他采取的战略是以退为进，上山打游击战，不与政府军正面对抗。他们对外改变旗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当然这种伎俩只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文字游戏，“志愿”两字可以自欺欺人地解释为地方民间武装，与台湾官方无涉。
问题是政府军吸取前几次失败教训，抓住战机穷追猛打，大有要把汉人赶下湄公河喂鱼的势头。柳元麟在一幅军用地图跟前蹙起眉头，他看到代表缅军进攻的红色小旗已经越过孟萨和南果河谷，直接威胁国民党残军的补给线——孟杯机场。台湾紧急指示：“码头决不能丢掉。”机场是残军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他们就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幸好缅军打了几个胜仗就松懈下来，他们不再集中优势兵力作战，而是拉开大网到处清剿，对付走私鸦片和禁毒。这就给了汉人军队喘息之机。缅军的高压政策逼得老百姓纷纷逃进深山躲避，土司山官都是墙头草，他们利益受到损害，纷纷派人来联络汉人军队。这一来形势又发生逆转，战机出现了，分散之敌就能各个击破，失去民众支持的军队比聋子瞎子还糟糕。
总指挥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开，投向窗外高山夹峙的滔滔湄公河。他看见一只大水板正在艰难渡河，水板上载着马和人，摆渡水手撑起长长的竹篙同激流搏斗。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像那只水板，正被惊涛骇浪所包围。
柳元麟是侍卫官出身，熟知官场奥秘，却鲜有机会亲临战场，因此面对眼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军事局势，他就像一个名义段位很高却不善实战的棋手，眼看机会临近又没有把握。从前打仗靠李国辉，现在只有依靠段希文。段将军是实战派，又是云南人的首领，重组后的国民党残军，云南帮占据绝对优势，重建四个军，军长都是云南人，队伍都是云南子弟兵，这就有些犯了官场大忌，权重欺主，把总指挥柳元麟架空了。问题是即使总指挥有心大搞排除异己，培植亲信党羽，至少现在不是时候，大敌当前，生死存亡更重要。
“忍辱负重，苦撑待变”，这是台湾蒋介石对他的亲训。柳元麟是个意志坚强的军人，不到绝境决不言输。1962年柳元麟在台湾石牌家中对记者发表书面讲话称：“……艰苦卓绝，备尝艰辛，英勇奋战，报效党国。大总统有训：忍辱负重，苦撑待变。余卧薪尝胆十余年而不逮矣。”
有人在门外喊声“报告”，进来的是前情报处长钱运周。我从金三角许多老人颇有微词的叙述中得知，我朋友钱大宇的父亲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