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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挑剔，大口吃得很香，心里觉得很佩服。余新华恳求牢卒说：“请把我的饭团给我女朋友，她怀孕了，行行好！”
秦大力很同情他，说：“你不吃饭怎么行？”就把自己饭团分一半给他。上海知青很感激，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就抹开眼泪，说：“早知道受这么多罪，干吗还要往外跑？”
焦昆问他：“你们干吗要越境呢？”
上海知青遮遮掩掩地回答：“连队要批斗……我们就逃走了。”
郜连胜像个坚定的革命者那样说：“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越狱！”秦大力赞同道：“对！得想法出去！”
拘留所好比一座垃圾中转站，旧垃圾还没有运走，新垃圾又来了。金三角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里出入，小偷、毒贩、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也有不少背景复杂的政治犯，比如反政府武装分子，国民党情报人员，等等。总之你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弄清朋友还是敌人。
这天夜里，隔壁女牢突然传出凄厉的喊叫，夹杂着敲打铁门的哐啷声。余新华脸一下子白了，抓住铁门发疯地喊叫：“来人啦！哦，招娣，招娣，你怎么啦？是不是……要生产啦？！”
一个值班牢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大声呵斥道：“闹什么啊！再闹，明天给你们戴脚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
余新华央求他：“她要生孩子了，行行好，把她送进医院，求求你了。”
牢卒瞪起眼睛骂道：“想得倒美！你是什么东西，还想进医院？……生就等她生在牢里，明天叫人来收尸。”
知青都气炸了，扑到门边破口大骂：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老子堂堂中国知青，受你这样侮辱？……你还是不是人，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你只配做条狗！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汉语劝说他们：“好了好了，你们别跟他吵，救人要紧，让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谁也没有在意他，把他混同于其他当地犯人。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话，牢卒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退去，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堆上脸。他唯唯诺诺，出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进来，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
余新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那人扶起上海知青，摇着头说都是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感动，许多日子的苦水委屈无处倾诉，这天晚上他们就热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那人自称姓卢，金三角的华侨，在仰光做玉石生意，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才被警察关进拘留所。他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出去。焦昆天真地问他，怎么一下子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按我的话去办，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郜连胜紧皱眉头，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他慢慢松开手臂，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做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知青愿望太迫切，需要肯定和立竿见影的承诺。刚刚燃起的希望无疑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偷渡者弄出拘留所绝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相反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噬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地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目的何在？
郜连胜大声回答：“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到。”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整日懒洋洋的没有精神，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因为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所以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而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教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太需要先生了。”
2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的。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做了俘虏，被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早熟的肉体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得不到宽恕，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也不懂当地语言，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的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