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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听说不少知青向政府军投降，有这样的事吗？”
A：“战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凄凉地笑容）……中央机关被包围，给政府军带路的叛徒，有几个就是知青。”
B：“战场上阵亡、受伤、被俘、逃亡等等，有具体数字吗？”
A（摇头，咳嗽）：“……”
B：“缅共中央机关解散以后，他们出路何在？都到哪里去了？”
A（沉默不语）：“……”
B：“刚才您提到的前缅共第四特区司令林××，第108部队司令石××，有消息称他们为坤沙之后新一代大毒枭，您对此如何评价？”
A（沉默不语）：“……”
老人坐在竹楼的阴影里，像一艘沉入在海底的古船，时光流逝，岁月更替，古船正在走向死亡并变成历史墓碑。当我向老人告辞出门时，外面阳光灿烂，万物生长，无数草木鲜花的勃勃生命气息热烈地拥抱我，我努力眯缝眼睛，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来。
第二十七章 灵与肉
1
焦昆领我来到原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部旧址。
这是美斯乐南面约几百米的一座环形山坳，据说从前生长着成片的高大树林，遮天蔽日，如今这片山坡已经辟为茶场，改种台湾茶树，高大的乔木砍伐殆尽，把从前隐藏的历史秘密暴露在世人面前。
当年的低矮铁皮房屋还在，焦昆说都是原样，一点没有改动，只是换过铁皮顶，住着茶场工人。我数了数，一共三排，三十多间屋子。我拍了照，因为角度不好，怎么拍都不理想。焦昆感慨说：“从前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根本不可能靠近，更不用说拍照。”
我说：“知青初到美斯乐，有没有意识形态对立，感到不能沟通？”
焦昆答：“开始有些不习惯，但是为了求生存，意识形态也就不那么重要。当然国民党残军也是人，而且是跟大陆人一样的中国人，所以并不可怕，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沟通。”
我想起农场女知青失踪事件，就问认识或者听说一个曾经演过“白毛女”的女知青下落吗？他费力地想了许久，然后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有些失望，又问他：“‘文革’十年，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到金三角？”
焦昆耸耸肩，无法回答我的提问。我不期待他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封存的历史之谜，就像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对我摇头一样。
我说：“国民党残军对你们就那么信任，不怕你们受过共产党的教育？段希文就不怕知青在美斯乐造反，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
焦昆回答：“也许从前我们都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异国他乡，生存环境恶劣，都是没有根的中国人，命运漂泊，彼此需要，这就是血脉相连，是凝聚力。加上国民党残军已经放弃反攻大陆，所以对知青比较宽容。”
我说：“就算段希文对你们宽容，你们怎样适应这个险恶环境，或者说怎样被环境改造同化？”
焦昆脸色变得呆板起来，沉默不语。我步步紧逼说：“知青来到金三角，他们能反抗命运吗？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充斥毒品和犯罪的社会大染缸，他们能出于污泥而不染，保持完整独立的精神人格吗？他们吸毒吗？贩毒吗？杀人吗？犯罪吗？丧尽天良吗？在危害人类的魔鬼——毒品面前，知青将如何与狼共舞？”
我看见这一连串问题立刻像子弹一样击中了他。焦昆饱经沧桑的脸皮动了动，是那种因疼痛而扯动的神经抽搐。过一会儿，他才从胸腔里深深地发出一声叹息，苦笑道：“唉！……什么与狼共舞？狼就是狼，生来是狼崽子，还怕不会吃人吗？”
我看见这个五十岁的男人说话时弯了腰，苍老得像个古稀老人。
2
我是在电话里同原昆明知青段学明认识的。
我在美塞（夜柿）的秦大力那里得到清莱梁玉飞的地址，又从梁玉飞处获得清迈赵小兰、霍通夫妇的电话号码，后来我就辗转地与段学明联系上了。老段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去了美斯乐，焦昆和杨飞还在那里吗？”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我说：“杨飞告诉我，有一位姓蒲的知青，叫蒲江，曾经也在美斯乐当教师。他是云南宣威人，×××的侄儿，因为‘文革’期间邓小平受冲击，他就跑了金三角，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他在电话那头说：“听说是有这样一位蒲江，他回国了，当然只是听说而已。干部子弟都是落难公子，一旦老头子东山再起，重返天堂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问他：“听说你的牙齿受过伤，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一定是焦昆讲的。老实说，泰国牙医技术不怎么样，我的假牙经常让我难受。”
我说：“你错怪焦昆了，我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知道的，一个女知青。”
他那边顿时没有了声音，一会儿才用懒懒的腔调说：“是啊，她现在不错，真的不错。生意做大了，名气也大了，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不过我见了她，还是要说，她过得并不怎么样。”
老段同一位金三角女知青有过一段生死恋情，直爱得天崩地裂地分了手，所以两人心里彼此都念念不忘。那天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在那头忽然大叫，说是火炉上的牛肉炖慈姑烧糊了，我才赶紧挂断电话。老实说，老段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豪爽、乐观、真挚、有激情，在一个历经磨难的老知青身上，保留这些品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后来我们终于在清迈见了面。老段在一家华文报馆当编辑，中等个子，皮肤晒得很黑，一头粗硬的卷发，穿件当地人的短袖布衫，乍一看像个资深华侨。他的家在市区一幢普通公寓楼里，两间住房，居室狭窄，陈设也简单，属于低收入和政府解困的范畴。太太是当地人，不会说汉话，而老段的泰国话则跟太太的中文差不多。我觉得奇怪，问他们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不交流么？老段一笑，淡淡地说：“什么交流呀？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我的泰国名字叫差素提。是差素提跟她结婚，那个叫段学明的中国人么，还在一个人打独身。”
我心头一震，体会到其中难言的酸楚。我问他：“做编辑收入怎样？”
他摇头说：“这个国家，有两件事至高无上。一件是敬佛，另一件是做生意。我是华文编辑，报纸发行量有限，收入就少。太太做点小生意，这两年经济危机，生意难做，四个儿女都在读书，忙于养家糊口，这就是生活啊。”
我默然，也许生活本该如此。后来他教我喝炒米茶，把世界闻名的泰国稻米炒得黑糊糊的，再放少许红糖，兑米酒，总之我觉得像中药汤。我说：“恕我冒昧，听说你在从前第五军知青中算混得不错的，因为你是段希文的侄儿。你能给我讲讲知青的故事么？”
他看看我，爽快地答应道：“这样吧，就算听故事，有些事情我也是听来的，至于你要怎么写，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你提问好了。”
于是我们就彻夜长谈起来。身在宝藏中的人，自己必然也是宝。我跟随他语言的指引，渐渐抵达历史旋涡的深处。我不断提问题，他则有问必答，我的采访本很快记满两本。后来我心情沉重地问他：“知青为什么要参与走私贩毒，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堕落和犯罪吗？他们最后的精神防线，也可以说是道德良心何在？”
老段答：“这就是环境改造人呀！人能与社会抗争么？在国内，我们这代人都是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武斗，砸碎一切，谁能例外？在金三角，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另一种命运，那就是生存，为生存不择手段。”
我反驳说：“难道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有过革命理想，受过文明教育的一代知青，就甘愿堕落到出卖灵魂，人性死灭而不察的地步？从前的革命理想教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都忘得干干净净，一笔勾销，一点作用也不起？知青大搞窝里斗，互相残杀，并且心狠手毒，甚至比起贩毒集团也决不逊色，这究竟是为什么？”
老段长叹一声，我看见痛苦的眼泪从这个男人布满沧桑皱痕的脸上流下来。他说：“邓贤老弟，不瞒你说，我也常常这样扪心自问，有时半夜突然惊醒来，睡不着，就想起那些长眠地下的老知青，心里难过得不行。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后都有历史为我们作证。可是历史能为我们作什么证呢？证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文明教育么？证明我们的狂热、愚昧、野蛮和堕落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灵魂早已经下了地狱，因为我们把灵魂卖给魔鬼，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