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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
最先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是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和刘豪杰副处长。当时是上午12点（相当于10点），他们正驱车前往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黄亚波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后他听到刑侦处王森林政委的声音，王政委说：“边疆宾馆发生了枪战，你们立即去现场。”
这家医院距边疆宾馆不远，二人调转车头，马上赶了过去。
黄亚波1976年当刑警，1984年担任大队长，当年才28岁。他有着典型的刑警性格，看上去粗放，内心细致，对疑难案件总能拿出独到的见解，思维简洁，敢下断语。
刘豪杰是黄亚波的助手。他搞技术出身，是乌鲁木齐公认的痕迹专家，带出不少“弟子”。同搞技术工作的栾大为、江援朝等人谈起刘豪杰，都很佩服。
关于当时的现场情况，黄亚波处长是这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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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现在，当时的场面很混乱。地上到处是血，可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只有少数巡警在维持秩序。
几分钟后，天山分局的刑警以及武警等人员陆续赶到。
我看见了一具尸体（丁小保的），其他尸体和受伤的人，已被群众救往附近医院。
我和刘豪杰分工，他负责现场勘查，我负责现场调查。刘豪杰把来到现场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开展工作。其余的人，都归我指挥，跟着我做调查。我们把周围围观的群众圈进来，不要流动。同时，追捕工作也要布置。通过调查，弄清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组织警力追击。
这样大的场面，场所复杂，初期指挥是很困难的。需要尽快把人组织起来，把围观的目击者尽量找到。要弄清犯罪分子几个人，拿什么武器，抢劫了什么，打死多少人，行走、逃跑路线怎样，还有犯罪分子衣着、口音、体态等情况。
开始时了解的情况肯定是粗线条的，有误差。然后再了解，再修正，第三次，第四次……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要不断地修正，大的案件，都需要这样。
现场情况初步弄明确，才能做出判断，通知全市，做出动作，拿出办法，也才能组织全市公安警察设卡阻截，告诉他们拦截什么样的人。
工作要做细，这样的案件，要求既快又细，快中求细。
刘豪杰来到现场后，按照黄亚波的安排，立刻指挥天山分局赶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确定犯罪分子行走路线，找弹壳，找犯罪分子遗留的痕迹物品。因他们赶过来时，死伤者大都被救护到附近的急救中心，现场只留下血迹。刘豪杰带领技术人员，很快把死伤者的位置确定下来，并排出前后次序。
犯罪分子的遗留物品陆续找到，有犯罪分子装枪用的一个自制的毛毡袋子，一块包枪用的晴纶毯，犯罪分子遗留在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在现场收集到的子弹弹壳12枚，弹头若干。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案发后不久也赶到现场。案发时，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到基层看守所检查工作，半路上接到报告。张彦勇说：“边疆宾馆出事了，我要去现场。”
他简单向厅长汇报了情况。
张秀明厅长说：“好，你们立刻去现场，通知杨厅长到现场，我直接回指挥中心，等候你们的情况。”
因“8·18”联席会刚刚开过，高级指挥员的脑子里都有着一根弦儿。枪一响，张彦勇就意识到，这可能是石河子那伙人干的。
乌鲁木齐的警察，有着办大案的传统。1996年，乌市发生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特别是“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了国际影响。他们三天就侦破了案件。为了应付突发案件，市公安局有着常备的行动预案，把全市划分成若干区域，只要一声令下，全市17条通道可全部关闭，迅速形成关门打狗的形势。
张彦勇来到现场，先上了制高点——新大小农场的那个20米高的土包。我们已知道，那正在白宝山的逃跑路线上，距白宝山埋钱的小树林不远。站在这里能俯瞰周围的环境，因歹徒有枪，这地方也相当危险。
张彦勇把现场勘查等工作交给副局长张海。
自从张海来到现场，黄亚波就把指挥权交了上去。这是一线刑警的基本素质。出现场后，自己的职位最高，就要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起指挥的责任，而当上一级领导人员到位，马上汇报工作，听从上一级领导人员的统一安排。只有这样，现场才能够保持高效率地运转。
张海副局长法医出身，在刑侦部门工作多年，对业务相当熟悉。手下又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几员大将。在他的指挥下，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很快确定下来，并迅速绘出草图；其他工作也在多层次推进。
张彦勇指挥布控和追捕工作，他发布命令，组织巡警、武警、交警等各警种协同作战，把边疆宾馆周边地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立即铺开了地毯式大搜查。
张彦勇局长调来了警犬队，利用犯罪分子遗留的枪袋做嗅源，进行追踪。嗅源条件并不好，加上环境复杂——开始阶段，几条警犬对路线把握得不错，带领侦察员一直从边疆宾馆墙豁口跑到新大附中的墙豁口，这都是正确的。但出了附中后墙，它们没有折向南边的小树林——那就是白宝山埋钱的地方，而是一直向东追了下去。追到大湾乡市场，那儿车多人多，警犬也茫然不知所措了。
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正在政法委开会，他接到秘书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石河子的那伙人没防住，跑到边疆宾馆打响了。他立刻退出会议，赶往现场。
作为厅一级的领导，他考虑更多的是新疆的治安，他不希望出事情。“8·18”会议是出于这个考虑，会后布置的防范工作，他亲自签发的通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治安工作是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担心他出现，其实上是预感到了他们可能出现。事情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杨厅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边疆宾馆外的道路狭窄，一下来了那样多的警车，几乎把道路堵死。杨厅长的汽车开不进去，他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
杨德禄来到现场，他并不干预下边指挥员、侦察员的具体工作。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现场不怕人多，指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刑侦系统的熟悉业务的人。现场要做的工作，我们的刑警都是很清楚的，该干什么，各归各码。我们去现场，主要是看一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不能过于干扰他们。我不喜欢直接插手下面的工作，我要做的，是看一看有没有疏漏，适当地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调动警力，做宏观上的安排。
杨厅长见到黄亚波，简单询问了情况。黄亚波说：“目前掌握，抢了两个包，有1O0多万元，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人。”
杨厅长问：“罪犯使用的什么枪？”
黄亚波说：“长枪。”
杨厅长说：“有没有弹壳？”
黄亚波说：“有，都在刘豪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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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厅长心里仍惦记着石河子两案，说：“赶紧看看，弹底是不是75—81，这准是没防住，过来了。”
刑侦系统是个整体，从上到下，从思维到意识，也都是个整体。由于刚刚开过“8·18”联系会，从厅里到局里到处里，认识都非常统一，立刻把边疆宾馆特大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抢枪案联系起来。
在现场，杨德禄见到张彦勇和张海。黄亚波也过来，向张彦勇局长汇报情况——这时候，黄亚波的手机响了，下边的侦察员报告说，边疆宾馆里边又响了枪。
黄亚波立即赶过去。
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场勘查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听到边疆宾馆商贸城内，又传出两声枪响。整个现场立刻紧张起来。训练有素的待警战士迅速隐蔽在各种车辆或掩体背后，把商贸城的各个出口都控制起来，
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虽然目击群众看到持枪的高个子从墙豁口走掉，但无人能说出矮个子的去向。再者，亮枪的是两个人，他们有无其他同伙这很难说，如果有，他们完全可能在商贸城内隐藏起来。
公安人员在武警战士的掩护下鱼贯而入，摸进商贸城内——事情很快查清，这是个误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