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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的少数飞机之一。1932年，日本主持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曾经使用过这种飞机，被日军征用属于正常现象。
福克F3/7运输机有三个发动机，可以保证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安全返航。从这个角度而言，普通的事故很难摧毁这种飞机，倒是日方记录被中方击落更有可能些。
既然日方资料表明，渡边等人并非去“侦察”，而是去“营救”，日军在呼伦贝尔被俘者达到一百多人，渡边等区区八人，这个营救如何救法有些匪夷所思。
尽管没有直接史料，但一则关于渡边秀人中佐的资料引起了萨的兴趣，原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九期毕业生，与甲级战犯佐藤贤了是同学。他毕业后曾经到欧洲留学，修习“特殊战术”课程。联想到胜目和山下两少佐“分队长”的古怪头衔，这个“特殊战术”会不会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特种作战”呢？如果这样，那日军很可能并非对苏炳文的起事一无所知（苏炳文本来就是在日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公开起义的），而是试图派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从空中飞抵海拉尔，里应外合，以少量精锐带动当地日军展开一次东方版的《胜利大逃亡》。
（图注：在福克机到达齐齐哈尔时，可以看到来观摩的日军高级军官中，还杂有一个东方特工史上的神秘人物——川岛芳子。这也是川岛芳子流传下来很少的笑容照片，她的出现，让渡边等人的使命又增加了一重迷雾。）
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曾有一个经历与加藤颇为相似，也曾到欧洲学习的山本特工队长。也许苏炳文无意中打掉的这伙日军，便是日军特种部队的鼻祖。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东北军民的抗战，让日军的特种部队都推迟出现了。
十七、苏炳文的拖刀计
在日本千叶县千叶公园里，有一座荒木山，然而，在1933年以前，这座小山包根本就没有名字，只是日军铁道第一联队喇叭手练习乐器的一处所在而已。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日军在这里修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们的一个“战斗英雄”荒木克已大尉。
甚至，日本《工兵之歌》里面还专门有一节，介绍这个荒木大尉，其内容如下：
興安嶺の朝ぼらけ
鉄路確保の先駆に
轟き降る放車をば
其の身と共に葬りし
燦たり名誉竹帛に
其の名輝く荒木山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迎着兴安岭的朝阳
作保障铁路的先锋
轰然而降的“放车”
与之同归于尽牺牲
获得名书竹帛的荣誉
大名与荒木山同辉
这个日军的“英雄”荒木克已，死在1932年12月3日，日军进攻苏炳文抗日救国军的战斗中。
到1932年底，原驻扎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各部，除了苏炳文部，或战败，或投降，即便还在抵抗的，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重编。他的这支部队，成了旧东北军在东三省境内最后一支较为完整的成建制部队。苏炳文据守的呼伦贝尔，也是最后一块尚未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因此，他的抵抗，可算是东北原正规军部队在东三省战场上最后的挽歌。
应该说，苏炳文部能够坚持到1932年底，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面积虽然和意大利相比仅仅差一个西西里岛，但地广人稀，基本没有工业，苏部仅仅二旅四团，装备一般，而当地地域辽阔平坦，无险可守，正适合日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部队活动。苏炳文采取的方略是一面利用嫩江西岸的沼泽地带严密布防，阻止日军西进，一面做出态度暧昧的样子与日军周旋，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部队，以防不测。日军因此对苏炳文抱有幻想，此时也有兵力不足之忧，因此没有匆忙进攻苏部。
然而，到了1932年9月，各路义军大多遭到重创，而苏炳文“假合作，真抗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解决呼伦贝尔守军。同时，日军要求撤销苏炳文军主要将领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旅长和哈满护路军副司令职务，改派汉奸冯广有接任。苏炳文感到无法继续与日军周旋下去，遂将部队更名为“救国军”，举旗起义。
（图注：苏炳文部反攻齐齐哈尔，日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临时组织的伪军到富拉尔基和苏炳文军对战。）
起义后，苏炳文本有应付日军攻击的预案，即联合马占山、邓文、李海清等各路抗日武装共同行动，以攻为守。10月，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反攻齐齐哈尔，这也是黑龙江义勇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省城的战斗。
反攻省城的作战最初较为顺利，但由于马占山等部队已经与日军辗转苦战一年多，装备、人员素质大大下降，日军又迅速出动重兵北上，攻打齐齐哈尔的作战终于陷入失利，马占山战败也退到呼伦贝尔。
苏炳文部一度攻取齐齐哈尔郊外的富拉尔基，并步步为营，寸土必争地与优势日军鏖战，试图争取国内国际支援，一时日军前进不得。但随着嫩江封冻，原来可以阻碍日军前进的沼泽地带通行无阻。11月24日日军发动总攻，11月30日午后1时，由混成第十四旅团和骑兵第一旅团组成的日军服部支队从甘南迂回到救国军前敌司令部扎兰屯近郊，在装甲部队掩护下攻占这一救国军后方重镇。至此，海拉尔、满洲里等后方地区已经门户洞开。
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在辽阔而冰封的呼伦贝尔平原上与其交手，苏炳文早已感到凶多吉少，因此在扎兰屯失陷后，立即部署将抗日武装和装备退入苏联境内，但日军前进太快，他与张殿九商议，决定在博克图跨越大兴安岭的山口和隧道地段阻击日军，迟滞其行动，以保证各部队顺利撤出。
前面提到的荒木大尉，就是这时上了日军阵亡者的花名册。
原来，由于中国军队撤退时顽强阻击，日军派出铁道第一联队的装甲巡道车一边开路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一面对被破坏的道路进行修复。这位荒木大尉（战死前为中尉），就是装甲巡道车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中方的阻击部队损失惨重，阻击线一再被突破。
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似乎应该归功于荒木大尉指挥的装甲巡道车。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车辆，在日军中此时也属极为先进的装备。
这种战车的车轮外形怪异，拆掉橡胶轮胎就可以在铁道上走，装上轮胎就可以下公路甚至越野，灵活的机动性加上厚实的装甲，强大的火力，使其能够在摆开线形防御态势的中国阻击部队阵地上寻找最薄弱的部分进行突破。“九一式”两用装甲巡道车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让抗日军民印象深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曾在《烈火丹心》中描述过一种神秘的“神风”号装甲列车，就是“九一式”装甲巡道车的改型（增加了一节假机车），书中描述其利用随时可下铁道的功能给抗日武装带来过不少损失。
眼看无法阻止日军，博克图中国守军动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就是日军歌中描述的“放车”——利用己方地势较高的优势，将一节满载岩石的列车滑向日军，撞击日军的装甲巡道车。
根据记载，对日军杀出这一招拖刀计的，并不是苏炳文本人，而是苏炳文军的参谋处长孙麟。1932年11月30日，由于战局不利，苏炳文和谢珂派孙麟为“兴安防守司令”断后，扼守兴安岭山洞一带，实际指挥的兵力只有新编的一个营。此时日军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孙麟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12月1日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路警已退到兴安车站，日军进展迅速，苏炳文原命人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但经孙检查，才知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此时，东北军本可破坏大兴安岭隧洞阻挡日军前进，但由于该处铁路属于苏联所有，苏方坚决拒绝中方破坏铁路，所以这一方案只能搁浅。无奈之下孙情急智生，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塞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冲向日军，阻止其前进。据孙麟的回忆录中称，他“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这车石子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
其实，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