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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我方也有记载，称此战是1933年5月17日，由周保中部下独立游击连连长张祥指挥所部进行的一场伏击战，在这次伏击中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消灭了山田悌一和他的护兵14人，缴获步枪十二支、机枪两挺、匣枪一支，还有大量的粮食、衣物和现金。最后战士们把没有拿走的物资连同汽车一起烧掉，我军无一人伤亡。
这个镜泊学园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关呢？山田悌一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会引起给“日满两国带来异常的冲击”呢？
根据我方资料，称山田是“退役中将”，建立镜泊学园的目的是设立一个进行殖民的机关，而日方当时的报道则称镜泊学园为以农业拓殖为主的学校，山田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农业学家、地质学家，还是个教育家，完全不提其与军方的关系。
在我方记录这场战斗的过程中，描述山田“手按军刀”，并提前发现了我军在路面上设置的陷阱，但在下车查看时被猎人出身的张祥用“连珠枪”一枪击毙。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可能张祥击毙山田用的就是这种枪。
我方记载击毙敌15人，而日方则称死13人，谁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在被俘后乞命，被张祥当场枪决的说法。这种近乎戏剧性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
当我翻查日方文献中关于此战的记载时，赫然发现，我方的资料虽然和日方的官方资料对不上，但竟然大多数都可以在日方普通开拓团员的回忆中找到影子。
比如，那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古贺新作的文中没有提到，但据查山田的副手结成吉之助的回忆，确有此人，而且查到其名叫任茂林。该文并记录此战中日方被击毙的包括干事今井，指导官树下，学员武田、龟泽、菅原、后藤、室田，日军椎名伍长以下5人，共计15人，和我方记载相符（不过数来数去只有14，看来结成的算术不太好）。不管怎样，产生双方战绩误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计汉奸翻译任茂林，看来在古贺等眼里，汉奸是不算人的。
日本人里面明白人挺多的嘛。
那么，所谓张祥挖陷阱伏击之说是真的吗？
在同一篇文章中，结成描述此战道：“在通过大庙岭山口的地方，路面上暗藏了一个陷阱，等待汽车前轮陷入之后，‘匪贼’立即从两侧的棱线开始攻击……”
我方说法是山田发现了陷阱，依然被消灭，日方说法是山田的汽车掉进了陷阱。为何我方和日方描述的不同呢？看来，挖陷阱是真的了，推测描述不同的原因是山田所部被全歼，没有留下活口，增援的日军只能看到陷阱，所以他们对于战斗过程是推论得出的。
那么，山田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在《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提到，山田为日本宫崎县出身，毕业于善邻书院，是日本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是日本国士馆的创始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其理事。所谓镜泊学园的学员大多就是通过国士馆招收的“精英”，经过半年训练后送到中国。在1942年出版的《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中，列出了11名“興亜邉婴喂赫摺保谝幻羌孜缯秸械娜毡敬筇匚窕奈簿教镢┮幻械谒模纱丝杉湓谌毡镜挠跋欤压炙乃阑嵋⑷毡竞臀甭斐５某寤髁恕�
山田的确有从军经历，军衔不详，但其被击毙时年42岁，而且曾多年在政界活动，不大可能在退役时已经攀到中将军衔，我方将其归为“退役中将”，可能是因为日方镜泊学园的职员序列表中有一部分不够明确。在这部分不明确的文字中，有“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一句，如果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固然可以，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筑紫熊七，中将总务是山田悌一氏”也不无道理。
如果看日方的人员配置，这个镜泊学园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它的校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名誉校长是前面提到的日本陆军中将筑紫熊七，驻校的警卫队兵力雄厚，并组建有“学园军”，指挥官是一名叫作小池的中佐。而古贺的文章更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他不无炫耀地在文中写道：“（1932年）我和山田教育长以下二十余名学员，随骑兵集团高波部队参加了‘匪贼’讨伐，我们对镜泊湖周围进行了强行侦察。”
山田和古贺进行“强行侦察”的时间，和抗联四军前身李延禄部队的“镜泊湖连环战”差相仿佛——懂得军事的朋友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什么人才能作“强行侦察”。
在陈翰章等抗联将领和日军的作战中，也曾多次消灭随日军行动的镜泊学园特工部队。从历史来看，镜泊学园的毕业生除了为日军提供侦察等活动外，大多是后来日军搞集团部落、拓殖屯垦、粮谷出荷的各地负责人，这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特工学校。
不过，从日方的记载中，却可以看到这批从日本精挑细选来学习的“精英”们，在镜泊学园的痛苦遭遇——这里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军活跃的地区，虽然日方把这个学校放在这里肯定有借此加强当地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意图，但没想到“匪势猖獗”，这个特工学校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结成写道，继山田被击毙之后，6月5日，该校补给车队再次遭到袭击，岩见伍长等五名官兵战死。抗日武装一千多人包围了镜泊学园，虽然未能攻下，但基本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
在这种围攻之下，镜泊学园的守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以至于数百名日本“精英”饿得吃草（原文是“野草”），结果大批人员消化不良引发赤痢。
8月19日，上杉虎寺少尉冒险率领十名学员去接运补给，又遭痛击而失败，学员小野田正三等阵亡。
结成记录：“在七、八、九三个月中，赤痢盛行，整个学园中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做了，在房间里辗转哀号，血便，望之令人心悸的人员比比皆是，一切只能靠田中宇一中尉军医一人，而军医自己终于也染上了赤痢……”
由于地形不熟悉，古贺记载日军和学员只能在堑壕和望楼上打着晃看周围山岭上出没的“匪贼”，不敢出去。
古贺在文中写道：“这期间指导员，学员共同经历着饥饿的恐怖，其中精神分裂发疯者有之，自杀者有之，病死者有之。”古贺提到，只是由于关东军及时发现情况不妙，由军务局长山下奉文，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自过问，调兵来援，并派出关东军顾问吉田新七郎博士带领医疗队前来救护，才让这批日本“精英”活着撤了出来。同书中田岛梧郎的《镜泊学园秘录》记载，镜泊学园因此被解散，放弃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才恢复。
日本“精英”在二战中剖腹自杀的不少，被饿疯的，似乎还未见第二例。假如不是日方自己在文章中提到，颇为难以置信。冲这个，围攻镜泊学园之战，也值得记入史册了。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有两个张祥：一个是五军系统这位击毙山田的张祥，1935年在东宁附近的东京城战死；另一个是三军稽查处的神枪手张祥，后来成为东海舰队海航副司令员，是抗联出身的极少数海军将领之一。
十一、日伪档案中真假赵尚志的17次作战
在东北14年抗战的过程中，日伪军中有一句口头禅，叫作“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句话并非虚言。萨在阅读保存在日本的《外务省警察档案》时，曾经看到伪滨江省警视厅厅长写出的年度治安报告，其中竟有“因赵尚志终于往三江省而去，全省治安可望大为好转”之句。
实际上赵尚志将军前往三江省对日伪来说绝非佳音，他是因为看到日伪在当地统治薄弱，故此率抗联第三军一部前往开辟新区，很快其部队就发展到八千精兵，成为日伪在北满地区更加头疼的抵抗力量。然而，面对能征惯战的赵尚志，这位日本厅长大人显然顾不得以邻为壑、唇亡齿寒之类的古话，反而在报告中隐约可见其暗中庆幸和幸灾乐祸之感。由此可见，赵尚志将军在日伪军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赵尚志将军的善战出了名，也有不少部队自称“赵尚志”与敌人交战，在日伪记录当年的文档中，经常可以看到赵尚志将军与日军交手的痕迹，至于这是真的赵尚志还是假的赵尚志，可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了。
萨曾见到一册日本学者加藤丰隆1968年完成的《满洲国警察小史》（日本原在外公务员援护会发行），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