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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是那次战斗中的幸存者，她从重围中突出去，好像只有13岁（也有材料认为14岁）。
李敏回忆，这一战短兵相接，抗联突围很艰难，敌人用刺刀，我们用枪托，因为抗联的捷克和俄国造步枪上大多没有刺刀，有一种扁的，刺冬装的敌人也扎不进去（他们还用过德国造的步枪，四种枪四种子弹，都不通用，以至于有的时候一个抗联战士背几杆枪，为的是能把所有子弹用上）。直到后来缴获了一些日本步枪，才有些刺刀，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打制不了。
突围后，她靠抓老鼠吃活了下来，找到部队。她回忆后来曾重新回到锅盔山战地，在雪地中发现了徐主任的遗体，只有身体，没有头。于是，他们火葬了战友，继续前进。有些说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到原来的战斗地点，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包括八女投江的部分战士遗体，抗联部队后来都曾发现并收敛。
关于抗联的军装，她回忆抗联不但穿苏式军服，而且有晋衔条例，颇为正规。今天还有两名制作军服的抗联女兵在世。
上世纪30年代画报上的抗联画像，就是那样的服饰。
我们曾在一张日军照片上发现了一面抗联军旗，并认为是抗联第三军警卫团的团旗，李老看后辨认出来，这不是“警卫团”团旗，而是第三军“留守团”的团旗，1938年第三军第六军主力西征，留下一个“留守团”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就是这个部队。姜立新，赵尚志的警卫团长，老抗联叫他的外号“姜秃爪子”，表面上不雅，听的时候才明白何等亲切。估计留守人员都是警卫团这些人，只是旗子上的字是“留守团”，而不是“警卫团”。
李敏老人还回忆了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抗日联军怎样侦察和袭击日军的汽车，夺取子弹的战斗。
时间不觉晚了，正要告辞的时候，进来一位老爷子，见了李敏就敬礼，是原来教导旅的，1941年（或1942年）伪满军反正后参加抗联，名叫路保国。现在住在湖北，已经不能说话和听了，但用笔还可以交谈。
老兵不死，抗联不死。
引子
在东北沦陷和抗战的14年里，有仁人志士慷慨赴义，也有权奸巨蠢巧取豪夺；有疾风劲草中流砥柱，也有随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抑或做了叛徒骂名千载。国难，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除了战场上的决战，还有秘密战线的暗战，可能想象，满铁调查部负责人原来是日籍中共党员，我们甚至在日本本土曾建立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网。
日军和伪满之间的矛盾，可以强烈到暗杀溥仪的地步。
东北的巨头们，到底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
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和流亡的人们，有没有为了收复故土而拼死奋战？
（图注：溥杰和嵯峨浩，曾被日本军方视为体现“日满亲善”的宣传标本，但嵯峨浩回忆私下里溥杰说话永远是“我们中国，你们日本”。）
还有，“九一八”，东北军在沈阳，都丢掉了什么？
这一章，虽然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但是，或许可以让我们能把那个时代看得更加立体和清晰。
一、围绕东北的博弈概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方围绕东北始终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日军侵占东北本为关东军自行发动，但巨大的利益诱使日本政府对其命令给予追认。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并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试图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驱逐日本出东北。但是，国联派出的李顿代表团自有想法，试图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以使各方得以插手，这一点同时不为中方和日方接受。国联的干涉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又一度寄希望苏联对中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但由于苏联忙于“肃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心插手，始终对中国抵抗力量表现冷淡，直到“诺门坎之战”后才开始有了积极的支持，但为时已晚。
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双重软弱，日军步步南侵，而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反攻东北的计划和机会。入关的东北军官兵激愤之下促成了西安事变，为全面抗战吹响了号角。东北军各部大多在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有的部队甚至参加了南方的远征军。
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各方在东北地区纷纷开展谍报工作，使东北的地下组织始终十分活跃，日军的反谍报行动也十分积极。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各界的博弈就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魅力。
二、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也许，我已经猜出了你是谁，但你却不曾给我们留下了哪怕一张小小的照片。那个被称作商林森的中国人，请你接受后来的我们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为温泉关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着这样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
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龙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
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
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
然而，近来萨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第一个让萨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
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