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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中，由于飞行员都在休假，来不及将飞机启动撤离或组织抵抗，东北空军全军覆没，两百架飞机全部落入敌手。实际上，日军后来大量使用缴获东北空军的飞机与义勇军和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这些飞机在当时世界处于先进水平而且种类齐全，颇成系列。
所以，当萨在日军留下的资料中目睹少帅丢下的武器装备时，简直有扼腕之痛——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在本文所附照片上，可以看到东北军丢失的武器装备。
除了大炮，东北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被日军完整俘获。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十六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东北军奉天兵工厂，堪称当时中国最先进和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这一工厂的建立，凝聚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1922年4月，张作霖在直奉大战中败北，痛定思痛，决心大办兵工企业，改善部队装备。张作霖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将原奉天军械厂改为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重新规划，设立枪、炮弹、炮等三厂，由丹麦商家文德（Winther）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力敦尔弥驻厂指导安装，于库房西侧，修筑站台，铺设铁轨，火车可直通厂内。此后，1926年至1928年再次扩充，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有机器八千余部。由于其几任督办杨宇霆、韩麟春、臧式毅等均用人得当，该厂发展很快，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能够量产17式65轻机枪，13式79重机枪（均系仿造自日式机枪）。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火炮生产车间为背景摄影留念。
为了取得“九一八”事变的主动权，日军在谋划过程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从日本本土调来了两门240毫米重榴弹炮，参加对北大营的攻击。而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最大口径的重炮不过150毫米。
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少帅迟迟未予批复，所以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这种结果，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彭德怀元帅那句著名的“崽卖爷田不心疼”。
但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遗弃的武器，还远远不止兵工厂所丢失的这些。看一看日军留下的照片，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看到这些精良的装备，未经抵抗就落入日军之手，令后人不禁浩叹——尽管1931年中日在战略对比上差距甚大，但于东北局部，无论装备还是兵力，可见中方都不落下风。在锦州、江桥等地的战斗中，还曾经占过上风。这种情况下，却被吓得全面采取“不抵抗”政策，实在是令人深感耻辱的事情。
这里，唯一的亮点是“九一八”之后大批兵工厂工人不甘为虎作伥，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撤往关内。其中有一批人员，最后竟然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取得了联系。他们携带工具撤退到第十一军的根据地七星砬子，成为该军所建立的兵工厂中骨干力量。在这座兵工厂中，他们依靠有限的设备，能够自己发电并利用水力驱动机床，制造出了大量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装备，提供给抗联部队。使七星砬子兵工厂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中最成功的兵工企业。
但仍然忍不住叹息，有这些装备，就算打不过，也可以拼一个玉石俱焚吧，就算没有玉石俱焚的勇气，至少把它们销毁不至于资敌吧。要是这些装备落在真正打鬼子的部队手中，难道当年的东北，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十四、汉奸中的异类——臧式毅
东北沦陷之时，文武官员纷纷降敌，其中四名高级官员，被称作伪满高官的“四巨头”。这四个人是曾经任张学良讲武堂老师的熙洽，张作霖的把兄弟、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黑省警备司令代省长马占山，还有一人就是臧式毅。他们进入伪满政权的经历各不相同。张景惠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低劣，在“九一八”前已被东北军集团半弃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拉拢欣喜若狂，成为最早的铁杆汉奸之一；熙洽奉命镇守吉林，由于其一贯亲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亲到吉林说服，使其欣然投敌；马占山是著名抗日将领，1932年2月在日军压迫下试图“假投降”保存实力，但为日军识破，于是骗取一批物资后4月再举义旗，成为黑省早期抵抗的中流砥柱。
在这些汉奸中，臧式毅应该算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投敌大有不得已之处。
臧式毅（1885—1956），字奉久，原籍山东诸城，生于辽宁沈阳。早年追随孙烈臣。后受张作霖及张学良赏识，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等职。臧式毅是中国旧官僚中罕见的出色人物，东北易帜后，他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任上大刀阔斧进行财政、金融改革，对此后东北的稳定贡献良多；尤可贵者，臧一生经手钱财无数，自己却两袖清风，在奉系集团中堪称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实在看不过去，觉得堂堂一省之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式毅购置了一套房子。“九一八”事变中，臧被俘后成为伪满洲国四巨头之一。日本战败后被苏联红军关押，后引渡回国，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9月21日《盛京时报》大篇幅报道一消息，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式毅氏。臧氏颇示赞成。”意指奉张学良令留守沈阳的臧式毅赞成日军攻占奉天的行动。实际上，臧对日本人态度十分坚决。就在第二天，即9月22日，日本宪兵拘禁了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敝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
臧为人深沉练达，在张作霖被炸死的时候，他是东北军在关外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紧张局势之下，臧为主谋，瞒天过海诈称张作霖仅仅负伤，哄骗日本方面，等待张学良入沈。并暗中整军待旦准备在日军有所行动时坚决迎击。当时，老萨的祖父在小河沿医院一带住，东北军就有军官便衣到那里视察地形，显然是准备必要时不惜和日军一战。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张学良才平安出关，完成易帜，中国得以统一。“九一八”事变前，臧准确判断日军即将启衅，曾多次向张学良告警，所获回答为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出的“鱼电”，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切实注意为要”。有鉴于此，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发生，臧式毅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一面流泪令荣臻等离开奉天南下，以图反攻，一面表示自己守土有责，不肯离去，试图与日方周旋，争取保住东北。臧随即被日军挟持，成为第一个被俘的中国省级大员。面对日军臧曾经冒死不屈，与日寇周旋四十余日。臧母也为深明大义之人，为他送物品时暗藏鸦片，意为劝子自尽。
但臧最终没有吃下母亲送来的鸦片，选择了屈服出任伪职。
这一举动被视为变节，遭到万人唾骂。但张学良晚年提到，臧出任伪职既非本心，也暗怀心事。他一方面以“联省自治”相抗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一方面秘密派人给张学良送信，进陈收复东北的方略和自己为内应的决心。但此时张学良身心两病，无心规复，臧之苦心遂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