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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理查德·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接受了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的指示，于1933年9月抵达东京，组建代号“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开展对德、日法西斯的战略侦察活动。仅在最后三年，佐尔格就向苏共中央发出了65420组密码，即32。71万个字！这些情报包括：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谈判内容及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日本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情报……等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及数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尔格在中国现场拍摄和记录下来，寄回当时的德国保存下来的。
拉姆扎小组的成员来自九个国家：日本、苏联、德国、朝鲜、中国、美国、南斯拉夫和丹麦。报务员是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日本东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难。佐尔格牺牲后，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遗骨，并为他竖了一块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安息吧，英雄！为反对战争，为全世界的和平献出了生命。”
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战友们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2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正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交谈。
皮亚特尼茨基认真地说道：“佐尔格在中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他的业绩很让我们吃惊。”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是啊，理查德不愧是优秀的谍报专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他的继任者到了没有？”
皮亚特尼茨基说：“接替佐尔格工作的约瑟夫·华尔顿已经启程了，估计下个月就会抵达中国。”
这时，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推门走了进来。
廖雯初对二人说道：“领导同志，前往中国工作同志的名单已经拟好。”
特里利瑟尔点头说道：“很好，为了支持中国红军与白匪作战，我们要派大批懂军事的同志到苏区去。”
皮亚特尼茨基在一旁说道：“不要落下奥托·布劳恩，他一直希望到苏区去。”
廖雯初开口道：“特里利瑟尔同志，恕我直言，我认为奥托·布劳恩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此人脾气也不好，难以和同志相处。”
特里利瑟尔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