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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兴穿着军装，脚蹬皮靴，漫步在加宁大街上，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光。
傍晚，张永兴和瓦林一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大剧院，观看当地歌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名剧《海鸥》。据说，这是一个真正“契诃夫式”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也富有诗意和象征性。
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场景。张永兴尽管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话剧，但欣赏这样有水平的话剧还是头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情之中。
剧中梅德维兼科和特里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对话，引起了张永兴的极大兴趣。
梅德维兼科：“请问，大夫，您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都市？”
多恩：“当然是热那亚。”
梅德维兼科：“为什么是热那亚呢？”
多恩：“在那儿、街上人来人往的，真太妙啦。黄昏的时候，你从旅馆走了出来，整条街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你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东倒西歪、游来游去；你和那些人生活在一块儿了，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你几乎可以相信一种所谓世界的灵魂竟是可能的事情……”
“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张永兴反复琢磨这句话，“是啊，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和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已不觉得是在为别国战斗，而觉得在为自己的祖国战斗。”张永兴在潜意识里已经这样认为：他们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
就在话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科悄悄来到剧场，在瓦林身旁耳语了几句，瓦林便匆匆离开。
这时，张永兴有一种不祥之兆：出大事了。
话剧散场后，张永兴登上共公汽车急急忙忙向加宁大街赶去。
到了加宁大街后，张永兴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向瓦林的办公室跑去。
当张永兴出现在瓦林的面前时，瓦林的脸色非常不好。他看了一眼张永兴，示意他坐下，“你来得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谈。”
张永兴坐了下来，神色紧张地看着瓦林。
瓦林缓缓说道：“刚刚接到的消息，三道沟交通点出事了，我们派去的联络员没有回来。”
“有人被捕吗？”张永兴急切地问。
“目前还不太清楚，”伊利亚钦科说：“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东线情报点是否也遭到破坏。”
张永兴站了起来，急切地说：“那么，请批准我立即动身，回到齐齐哈尔察看情况。”
瓦林望着张永兴，用低缓的语调说：“波波夫，你想过没有，这次回去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被捕、被杀。”
“这些我早就想过了。”张永兴正色说道：“可是我是情报站负责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的同志们不管。”
瓦林和伊利亚钦科似乎都被感动了，两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瓦林开口说道：“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同志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我同意你回到满洲，希望你要多加小心。”
“波波夫，”伊利亚钦科也关切地说，“这次回去不要走原来的路线，从赤塔经满洲里进入齐齐哈尔，这条线相对安全一些。”
“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张永兴庄严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苏军军礼。
第二天，张永兴换成便装，手拎一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赤塔的列车。
11月4日，张永兴秘密潜回了齐齐哈尔。早6时，他拎着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处仁惠胡同走去。由于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围发现了几名便衣特务。他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故意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隐蔽点。
躺在床上，张永兴苦苦思索。看样子，三道沟的事牵连了齐齐哈尔情报点。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家中还有数百份未及时送出的机密军事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手中，势必暴露组织的真实身份。不行，无论如何要转移这些情报。
以后几天，他几次来到仁惠胡同，想潜入自己的住宅，无奈特务看守太紧，无法入内。
16日，张永兴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悄悄打听谭继恕和魏世芳的情况，不料，听说二人已被宪兵队逮捕。这时，张永兴猛然意识到，情报组出事了。不用说，其他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回到中央路秘密隐蔽点，张永兴销毁了所有文件、材料。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潜入家中，将所有的情报销毁。
17日晚，张永兴利用特务交接班的空隙，翻墙进入院中，溜进了屋内。他不敢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电台密码本，点燃火柴将其烧掉。这时，他不慎将咸菜坛子绊倒，“咣”的一声，惊动了院外的特务。立刻，七八名特务破门而入。张永兴见情况危急，只好跳窗从后院逃走。
一口气跑了七八条街，张永兴才定下神来。此刻他挂念着弟弟张庆国。他离开齐市这段时间，张庆国一直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如果这时候回来必定被捕无疑。于是，张永兴回到中央路秘密地点，向富拉尔基、昂昂溪的交通点发了两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深夜，风尘仆仆的张庆国赶回齐齐哈尔。一进仁惠胡同的家门便被特务逮捕，当场在他的身上搜出军事情报一份。
由于张永兴多次往返于中央路与仁惠胡同之间，终于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几名巡警闯进了张永兴在中央路的住处。张永兴见是巡警，并没在意。
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住在这里吗？”
张永兴掏出证件，平静地说：“我是做小买卖的，是住在这里。”
警尉看了看证件，忽然问：“那你总往仁惠胡同跑什么？快说！”
这时，张永兴才意识到这伙巡警来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张永兴应付着说道。
“看朋友？”警尉恶狠狠地说，“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间谍窝，你去那儿看朋友，肯定有问题。”他回头对手下警察说，“带他去宪兵队！”
张永兴被带到宪兵队后，土屋雄芳根据照片认出了张永兴。他如获至宝，立即将张永兴收押，连夜带人搜查了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仓库时，土屋雄芳终于发现了情报组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机、化装用具等，还有3500元工作经费；另外还查出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几百件。
破获这样大的“间谍案”，自关东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还是第一次。此案上报关东军司令部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的情况，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布了紧急命令，严令“加强防谍对策”，实施了“军事特别地区法”，对有“通苏”嫌疑的“满洲人”可以“不加地方当局批准，立行逮捕”，并有“射杀危险极大间谍”的权力。
张永兴情报小组在北满战斗了二年零七个月后，终于停止了工作。苏军远东军区在齐齐哈尔的东线情报站不复存在了。不久，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也停止了工作。
张永兴被捕后，日本特务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庄之助大佐一开始便极力劝降他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主审此案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深知情报组织的联系多为单线，一般组织人员不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把张永兴作为突击审讯的重点对象。
坂垣自恃自己是情报战的行家，跟许多间谍打过交道，再一次对张永兴进行利诱。
坂垣很郑重地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于支那山东蓬莱县。在南开读的中学，进入满洲以来，一直从事赤色运动。曾用过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于赤俄军事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张永兴义正辞严地说：“办不到！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我怎么能投降你们，为侵略者工作。”
坂垣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一种口气说：“既然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也不勉强。那么，你就谈谈你们的组织。尤其是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所经历过的事情。”
张永兴冷冷地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任何人讲起。”
坂垣恶狠狠地叫道：“我会让你开口的！”
敌人见利诱不成，就使用严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对张永兴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