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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吸收定期存款。现时定期存款只占全部存款额的七分之一。人民银行总行正在研究利息和其他方面的办法，以便多吸收两、三个月及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只要这种定期存款占了相当的比重，则金融物价波动的风潮即令到来时，定期存款者不能随时提取，就可减少一部分压力。因为今后金融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估计只要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风波即可平息。
四、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单靠上述办法还有危险时，我们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那时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可以向职工请求迟发半月或二十天的工资）。这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这一点非到危机时决不轻用。当采用时也要分别轻重缓急，而决不能千篇一律。这是一种预想的办法，照现状看来，最近一两月内，还不会有危机，因此也不必采取这一着。但请求中央和各地同志，在万一危机到来时，允许我们行此最后一着。
只要在税收方面纠正存在着的某些错误偏向，而又能逐渐制止贪污偷漏，继续保持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加上上述各项办法能够实行，虽然我们还没有经验，必须继续兢兢业业地前进，但大体说来，危险是可能避免的。
我们估计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危险，预筹了防备的办法，同时还必须注视在物价继续平衡之下可能产生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即物价猛跌。我们定于五月八日召开以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稍后还要召集各省工商厅长会议，研究办法，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还在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品和上海私商的纱布。依靠我们的收购，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物价跌势，基本上已停止。但今年麦子如果丰收，麦价下跌将难避免。我们可以放出一部分粗粮、百货，换回麦子。也可少量收买一些麦子，不使麦价过低。估计麦子上市量大，收购力小，因此难于保持麦价不下降。如果国家大量增发钞票，收买麦子，虽然粮食方面的准备是充足的，但钞票大量增多的结果，游资对我们的进攻之点，很可能是纱布而不是粮食。增发钞票后，纱布的准备就相对减少，成为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发的一份财经简报。」
扭转商品滞销（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扭转商品滞销*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现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难，是商品滞销，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估计，今年三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十万人，其中上海五万，武汉二万五，天津一万四。实际上不止此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口约三十八万至四十万人。全国失业人口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七万人（包括东北的十二万五千人）。
根据这次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统计，今年一至四月，在十四个城市中有二千九百四十五家工厂关门，在十六个城市中有九千三百四十七家商店歇业。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工业重于商业。工厂越大困难越重。从行业来说，以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最重。
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十二年来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也有其他原因，如人民购买力的降低，季节的影响，公债的发行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
别外，中国十二年来均处在战时的分割状态，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各自设立了许多工厂。如西北，由于胡宗南（注「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推行将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九年其残部被歼后逃往台湾。——第89页。」）几十万军队集中在那里，因而开了大量面粉厂。抗战时日本在沿海也建立了很多适合自己需要的工业。我们在解放区，如太行山也有四千锭子，在延安设有火柴厂。现在全国统一，分割状态已消除，便出现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从消费来说，现在的生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完全适合于今天的社会需要。新旧政府的更迭反映到消费上也有很大变化。现在政府干部有二百四十万人，军队干部一百二十万人，共三百六十万人，他们的消费水平较之国民党时代的公务员低很多。上海市长陈毅每月能够自由支配的款仅合五十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较之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相差至巨。其次，中国的地主约一千多万人，估计其中过去消费大而现在降低的至少有二百万人。此外，城市小学、中学教员和大学教员约五十万人。搞投机倒把的约五十万人。以上合计，共六百六十万人。假定每人每月生活水平平均降低三百斤小米，则每月降低的总数为十九亿八千万斤小米，全年就是二百三十亿到二百四十亿斤小米。解放以前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估计每年合一千四百亿斤小米，现降低到约一千一百多亿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这种降低是事实，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有些也不应该恢复。
目前的不正常的滞销状态一定会过去，原因是货物的囤积量并不多。社会上棉纱存量估计有五十万件，而社会需要量约为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件。估计今后一二年内，购买力会高于今年。农民购买力肯定会提高，究竟能高到多少，尚无具体材料，我们作了如下的估计：旧中国地主的土地约占百分之四十，假定农民以其收入的一半缴地租，又假定全国粮食总产量为二千四百亿斤，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