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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都和你很熟悉。在五十年代制订和实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过程中，我们彼此合作得很好。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
中苏两国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为什么不能正常化？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障碍：越南侵占柬埔寨，你们在中苏边境、蒙古驻军，以及出兵阿富汗。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周围，确实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越南连续打了三四十年仗，如果不是由于苏联的支持，他们怎么能反华、怎么会有力量打柬埔寨？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我们提供了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大量援助，仅抗美援越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就达一百多亿美元，我们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可是，他们刚刚取得全国胜利，就反对中国，驱赶华侨，向我们开枪开炮。我们反击了他们一下。当然，我们的反击仅仅限于自卫，我们没有在越南留驻一兵一卒。
中苏两国要做到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上面所说的三个障碍。如果三个障碍不能一下子都排除，也可以先排除一两个。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我相信，你们也想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如果不在排除三个障碍上有所前进，事情就不大好办。当然，这不等于说，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几年我们双方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今年又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科技、文化方面也有了一些交流。今后在这些领域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发展，还有很多文章可作，这对双方都有利。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中苏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自己不肯卖给我们，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
我曾三次去过苏联：（一九○年——一九九二）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九年，认识不少人，但在目前你们中央领导人中，我认识的已经不多了。你们的前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我认识，可惜他已病逝。我们现在实行三个梯队的办法。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邓小平同志、李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341、345、363、378页。」）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摆脱日常工作，一边休息，一边考虑些大事。六十岁上下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今天我特别邀请姚依林同志和我一起见你，就是因为现在是他们当家，工作主要靠他们去做。另外，从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选拔优秀的人才组成第三梯队，放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准备将来接班。
请你带个口信，向我认识的所有的苏联朋友，转达我的问候。
*注「这是陈云同志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谈话的摘要。」
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这次省长会议开得是好的，使地方的同志了解了全局。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在省长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与其失之过宽，不如先紧一点，这样可以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下面又说：“不宜笼统紧缩银根，该紧缩的，一定要紧缩；该支持的，一定要尽力支持。”我看下面这句话可以不要，上面那句话的意思已经够了。因为现在哪一种是应该支持的，哪一种是不应该支持的，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注「十二届三中全会即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336、343页。」）到现在整整四个月。这四个月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在那次会上我敲了一下警钟，讲了“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问题。这是个消极现象啊！现在消极现象相当多，比那个时候多得多。总之，现在有点乱。我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合乎辩证法，死是为了活。
赵紫阳同志讲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贴现是金融商业方面的名词。我看国库券贴现现在不能搞。如果今年的允许贴现，去年的、前年的允许不允许贴现，如果都能贴现，等于把收回来的票子又放出去，增加货币流通量。
另外，旧社会银行有这一种业务：你今天到银行存入一百元，银行给你十张支票，你当天就可以开一张支票取出九十五元，银行里实际只有你五元，但你可以凭着这五元存款，随便开剩下的九张支票，开一千元、一万元都行，只要你能在到期之前把这笔钱交给银行。比如，你开的支票是二月二十日到期，人家提前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银行不讲你没有钱，只说支票还没有到期，银行对你很守信用。等你二月十九日把钱存入银行，第二天人家去取，银行就全部兑现，说明你信用很好。这种玩艺，我们不能搞。
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五十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
二、外汇储备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