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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方面。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共一百九十三亿斤（大米一百零五亿斤，小米八十八亿斤）。各区分配数字如下：华东六十五亿斤（大米四十五亿斤，小米二十亿斤），华北小米三十亿斤，华中四十五亿斤（大米三十亿斤，小米十五亿斤），两广大米十亿斤，西南三十亿斤（大米二十亿斤，小米十亿斤），西北小米十三亿斤。
税收按七月底物价计算，共收一万七千五百零二亿元。几个地区的情况如下：华东七千一百亿元（其中上海三千五百亿元，一个上海顶五个天津），华北一千八百亿元，华中二千二百亿元，西南一千八百亿元，西北四百八十亿元，两广一千八百亿元。
这一计算，是根据天津的税收及各地人口的比例而拟定的。东北因为实行另一种货币（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不好统一计算。计划明年从东北调进关内的物资，计有二十万吨大米，十万吨大豆，五十万吨杂粮，二十万吨钢，一百五十万立方米枕木。
支出方面，按九百万脱产人员每人每年的需要折合三千斤米计算，其中三分之一用粮食供给，共需九十亿斤；三分之二用货币支付（大米按每斤一百五十元，小米每斤六十元），共合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亿元。另外，事业费支出计七千四百六十亿元。
上述公粮收支相抵，剩余一百零三亿斤，合人民币一万零二百三十亿元。经费开支货币部分共三万零六百二十亿元，用税收和剩余粮食抵补以后，还有赤字二千八百八十八亿元。
大家会说，这个预算还有问题，就是有赤字，而且没有把预备费打上。是的，有这些问题。但是，努一把力，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老区过去公粮负担很重，老百姓希望减轻一些。新区工作无基础，还不能按老区的标准征收。因此，老区今年还松不得。老区松了，新区又接不上，就成了问题。
现在定的这个税收数目，有可能完成。根据在哪里？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四分之三，而公粮仅占四分之一。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今后要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见，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努力收税，是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办法，靠发行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例如东北，随着物价由不稳定达到相对稳定，许多商业投资转到了生产领域，同时钞票的储藏性能增加了，这样，货币的周转减缓了，市场上感到筹码不足，需要增发票子。发行的结果，物价并未上涨。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五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一亿至一亿二千万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我们的税收数也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这样，预备费也有了，工业投资也有了。
最后提一下剿匪和发动农民的问题。
剿匪和发动农民，对完成财政经济任务作用很大，党、政、军都要抓好这两件事。当然，贸易工作和税收工作也要抓紧。对于干部下乡，我很赞成。还要注意物资下乡。现在农村多以米计价并作为交换手段，我们把土匪打掉，农民发动起来了，农村的经济阵地就可以展开，人民币就可以占领市场。一是政治，一是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
明年我们有了四亿几千万人口的统一的地区，这是民国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军事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否则，各项工作就会落后于形势，处于被动。
*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由陈云同志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这是建国前夕一次重要的财经会议。本文是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久，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天了。我现在把会议以前和会议中间所讨论过的问题，特别是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注意的问题，再讲一下。
一、发行公债问题。中央一再考虑，如果因发行公债引起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紧，因而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怎么办？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手段：
第一，调剂通货。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有吞有吐。要善于使用这个手段。什么时候吐出多少，收回多少，要好好研究。还要研究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使之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如在银根紧时，可以多投放一些票子来收购物资，同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第二，调剂公债发放数量。公债各月的发放数量，应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在数量上可多可少。例如，新粮上市，票子下乡（注「票子下乡——是当时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巩固和扩大人民币阵地，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第11、29页。」），银根会紧，就要注意到城乡公债各发行多少。
第三，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黄金、美钞收多收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一个手段。如果物价平稳，银根较紧，即可多收进些。
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
二、纱厂生产问题。上海纱厂搬不搬，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如果工厂搬家，那里需要有厂房、动力以及辅助工业等。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维持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可以设想，把现有纱锭数打八五折（这是正常状况），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