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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厂商这次困难的原因，是他们在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中，对波动程度估计过头，认为人民币会有更大下跌，利息赶不上物价涨的快，贪心太大。投机者举债买货，一般厂主宁肯举债开支（如发工资等），也不肯卖货，其利息重至每借一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月息二元。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物价稳而且降，出乎他们意外，于是急于抛货还债，但愈抛则愈贱，愈不易脱手，急于举新债以还旧债者愈多。因此，物价虽跌，但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仍紧，利息仍高，许多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上海十二月三日电正是此种情况之反映。
（四）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并准备续拨一千亿元。这样。使我们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注「上海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召开，这次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精神，着重讨论、研究了上海财政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第52页。」）上完全居于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华东财委称，只用了二百亿元，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
（五）申新厂主荣毅仁（注「荣毅仁——一九一六年车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第52页。」）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他说：六月银元风潮（注「六月银元风潮——指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的一次银元涨风。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九日的十三天中，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由人民币六百多元涨到一千八百多元。银元的暴涨，带动了黄金、外币和整个物价的上涨。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作出了取缔银元、黄金、美钞投机的决定，并于六月十日查封了证券大楼（当时上海银元、黄金、美钞、证券投机的最大场所），处理了一批有严重投机行为的分子。于是，上海市场上的金融投机活动基本肃清。——第52页。」），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根据各方反映，上海商人在此次物价波动中，大多认为人民币将与金元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由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52页。」）一样暴跌，故投机冒险的胃口特别大。相反地，天津商人解放以来在物价风潮上经过了三波三稳（注「三波三稳——指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月至八月、十月至十一月全国物价先后出现三次大的波动，以及每次大波动之后，短时期内出现物价暂时比较稳定的状态。——第52页。」），经验多，不敢过分冒险，能适可而止，结果无大损失。
（六）十二月初上海工商界的叫喊，也带有哭穷和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当时银根紧，周转不灵，确是主要的。他们对公债认为不可抵制，表面上是拥护的，但抱有两个希望：一是少购，二是以合理价格收兑黄金。我们决定满足其第二个希望，并严重注意不使银根太紧，力求保持适度。
*注「这是陈云同志复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
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
（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
我们现在仍然处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我们。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垮台。去年对上海封锁，现在又进行轰炸，并喧嚷轰炸很有效，说什么“如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
国内也有不满分子和观望分子。开明地主是少数，绝大多数地主对我们不满。资产阶级一部分在观望，他们将钱带到香港或美国，又向政府要投资要借款；一部分则是反对我们。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
人民政府成立后，许多善意的人，包括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对我们的经济十分担心，说“你们是否可以搞得下去”。总之，他们很不安。
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的工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得好，不仅关系到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
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
我们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把某些重要问题忽略过去。我要提醒同志们，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上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否则几年后是要在人民面前检讨的。我们不应该做后悔的事。其次，比较富裕地区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条件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