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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他沉思着，推开窗子，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外面传来敌人的摩托车声，敌人天天如此。他想，只有用电话外传才有可能，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姜赤文，随后又说：“可是用这个办法也很困难，因为夜晚的电话只有日伪主要官员才能使用，其它人是不准使用的。”
“也只有用这个办法了。”姜赤文沉思了会儿说，“今晚八点到九点我在警察所听电话，可下一步的事就靠你自己了。”他握住凌云的手担心地说：“是不是告诉大嫂和孩子先躲一躲？”
“不，”凌云坚定地说，“我会有办法的。可口令是两个字组成的，”凌云沉思了会儿又说，“我看这样，我把口令编成两句话，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就是口令的两个字，开头我向你问好，而后再说几句家常话就了事，咋样？”
“好，郭部长回县委后派县大队过来，我想大概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凌云拍了拍姜赤文的肩，又抽出床下的地板砖，拿出内线同志传来的100发子弹，交给他说：“要注意，同志们都等着你呢。”
第九章天快黑的时候，凌云把枪里的子弹压满，独自从家里走出。街上行人少了，只有几个无聊的日伪特务有事无事地成群结伙地乱窜。特别红火的饭馆妓院门前来来往往，传来喊声叫声和浪声浪气之声。迎面走来一个伪警察，手里提着鞭子，歪戴着帽子，嘴里叨一支烟，敞着怀大摇大摆地晃了过来。他见所长走过来，立时正了正帽子，扔掉烟卷打了个立正。凌云不想多事，不耐烦地挥了下手就过去了。迎面又走来一个日军军官，个子不高，一双箩圈腿，大猪头，戴一副白色眼镜，看上去倒也有了几分人样。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特务，歪戴着帽子，斜肩背一支盒子枪。凌云不想多和他说话，便低着头装作没看见似的大步从俩人身边走过。这时特务在猪头军官耳边嘀咕了几句，猪头立时站住，回转身斜视着凌云，冷冷地笑了笑，大步追上，一拳打过去骂道：“八格，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过去，你的过去，话的不说，大大的不忠。”
凌云没提防，被打了个趔趄，捂了下被打痛的腮帮子，愤怒地瞪视着猪头，见身旁特务得意地斜眼望着他，知道是这家伙发的坏，伸手便去摸枪。忽然一辆摩托车停在一旁，从车上走下召雄大佐的顾问官小腾一郎。这小老头外表温和，是个中国通，他的家和凌云隔一条墙，两家来往很密切，他很欣赏凌云的大方和有风度，可说是很“好”的朋友。忽然一伙警察跑了过来站在凌云的身旁，个个怒目而视，枪口对准了对面的日军和特务。特务怕真的打起来，悄悄地狗一样夹着尾巴溜到一边去了。小腾一郎倒背双手，摘下眼镜擦了擦，凌云笑着走过来向他诉说了经过。他听了点了点头，他知凌云不是那种低眉弯腰之徒，然后慢步走到日军军官面前，冷冷地哼了声。日军官立时放下战刀，恭敬地立正敬礼。“啪，啪”，猪脸上立时起了几个手印，要知小腾一郎在日本是军事教授，官授中将，兵团长；但他毕竟是个教书匠，不擅于也不愿谋划打打杀杀，更不愿枪杀无辜的人。不过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学生召雄大佐，便随学生来到了中国，参与过上海战事后来到这座小城享福。他了解日本军人的凶残、无知狂妄的武士道精神，便转身对站在一旁狗一样想溜的特务招了招手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主意的不好，激火的不要！”说着“啪、啪”打了特务两记耳光，又转身拍了拍了凌云的肩，向四周挥了挥手，跨上车对日军官说：“你的，司令部召雄大佐面前说话。”
“我们走！”凌云见小腾一郎走了，也大声喊了声，和弟兄们回到了伪警察所。他坐到办公室前，冷静下来，才觉得自己太紧张了，太大意了，几乎铸成大错。唉，他长长叹了口气。口令再有两个小时就传下来了，转送口令的地方和人选还没有找到。他紧锁双眉走出办公室，来到宿舍，弟兄们都在，他知道他们肚子里都有一肚子苦水，可谁也不愿先说，只要他一号召，就会一吐为快。
“凌所长，妈的小日本欺负到你的头上来了，奶奶的，我们今晚干掉他个狗娘养的。”一个粗大的满脸胡子的伪警气愤地说。
“是啊，所长，我们都听你的。”几个伪警喊起来。凌云知道现在不是他公开出场的时候，也不是他几年来用心血和汗水灌输的花朵过早开花的时候，他必须忍耐，于是很感激地向弟兄们点了点头说：“别喊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弟兄们跟我直不起腰来，我们现在只有忍着。”他怕活多有失，转身走出了大门，独自来到戏院。戏院门口大多是携妻带妾而来的日伪高级官员，他随着人流走进去，找了个空位坐下。台上的戏还没开，他眼看着戏台，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把日伪高级官员一个挨一个地在心里捋来捋去，觉得都不合适。无奈只好走出戏院。起风了，风一吹，吹起了他的头发。他一手提着帽子，一手叉在裤兜里，猛地想起了司令官的顾问官小腾一郎的勤务员寇志国，他经常和小腾一郎在一起，和寇志国很熟。寇志国是北平高等学府的毕业生，留学日本，是小腾一郎的得意学生，中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小腾一郎来到了祖国，当了小腾一郎的勤务员。凌云想着，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下了，心情也立时开朗了。于是他吹着口哨大步回到伪警察所，刚坐下，敌人的夜间口令传了下来是“青年”两个字。他立即根据这俩字编成两句话，随即提了瓶酒和两样菜去找寇志国。
寇志国三十来岁，戴一副白色眼镜，给人的印象是干净利落。见凌云走来，他从屋里迎出来说：“嗬，你老兄真想得出，我还没吃饭，正想找你喝两口呢，你倒来了，好，好，咱哥俩在这儿喝点。”
凌云放下卧牛大曲，摊开一包牛肉，一包猪头肉，叹了口气。
“咋了？为啥不高兴，和嫂夫人吵嘴了？”寇志国忙问。
“不，不，”凌云沉思了会说，“我的脚气病又犯了，想找桥头所的一位朋友，给弄点治脚气的药，听说他知道一个很灵的秘方，现在不能出城，打电话又不方便。”
“哎，你这就把我当外人了，打个电话算个屁事。走，我带你去。”寇志国听了不以为然地说着，站起身来到电话室，一下子就把电话接通了。凌云忙接过话筒，先向姜赤文问了声好，说：“请（青）给我弄点治脚气的药，年年我这脚气病都犯。”随后又说了几句家常话，放下话筒，对站在一旁的寇志国说：“走，咱哥俩好好喝几盅。”
天黑了，姜赤文从桥西县大队驻地匆匆赶回伪警察所，一看表，差十分钟不到八点，他抹了下额头上的汗，饭也没吃，大步走到电话室。电话室值班的伪警正无聊，见他进来，立即拉住他说：“来，来，陪我喝几盅。”俩人刚坐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那伪警不耐烦地说：“妈的，晚上也不叫老子安静点。”说着，不情愿地站起身要去接电话。姜赤文一把拉拄他说：“我去接吧。”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话筒。他接完电话看了看表，他知道县大队急需口令。这些天，城里的特务队太疯狂了，经常深入乡村，化装成各种人员，骗取我党的情报，抓捕我党的特工人员和干部。为了打击敌人，县委决定进东光县城端掉敌特的老窝，也好使那些特务们心里有个怕字。通过情报和凌云同志的城区敌防布置图，他们选准了刚刚成立的特务大队。这个大队人多，枪多，可战斗力非常差，大多是短枪，纪律更差；他们大多没经过什么训练，是一群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惹祸招灾之徒；警惕性更差，是一个个民族败类，有奶便是娘的汉奸。要除掉这帮祸害，必须有确实的把握。从驻地看，特务队远离大队部，远离宪兵队和伪军大队；靠近公园，远离城中心区，打可以有依靠，撤可以有障碍。姜赤文斟满酒和值班的伪警喝起来。不一会儿，张光前和几个队员一身特务打扮闯了进来，俩人忙站起身点头哈腰地说：“长官，你们是……”
“没长眼吗？我们是城里的特务队！”张光前蛮横地说着，一把拉住姜赤文，“你不老实，跟我出来。”
“长官，长官，我哪里是不老实。”姜赤文装作害怕地随张光前走出屋，立即把口令告诉了他，并问：“同志们都来了吗？”
“来了。”张光前轻声说，“现在你必须牢牢掌握住桥头的伪警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