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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这时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让他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4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他的厄运便从此开始了。
成为替罪羊
谢伟思成为联邦调查局密切关注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把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底稿交给一位《美亚》杂志的主编菲利普·贾夫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在联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此举无疑是一种叛变行为。一直伺机待动的联邦调查局终于抓到了一条小尾巴。
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为轰动全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各大报刊的攻击矛头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是导致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出现裂缝的“罪魁祸首”。后来，贾夫被判有罪，而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从此，他就与对华政策问题脱离了联系。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卢森堡夫妇的世纪间谍案
二战时，投向日本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既雪洗了美国国耻，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国的人们纷纷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在二战后，各国都开始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这便引发了这起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它称为“世纪大案”。1951年3月，纽约市联邦法院一致裁定卢森堡夫妇有罪。
1997年，已经80岁的前苏联克格勃上校、卢森堡夫妇间谍案的直接见证人菲克力索夫向世界透露了这宗“世纪大案”的内幕。
埃赛尔·卢森堡和他的太太朱利叶斯·卢森堡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相识于卢森堡的大学时代。
纽约市立大学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卢森堡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在大学期间他支持共产主义主张和左翼运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妻子爱赛尔是卢森堡的老乡，她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罢工，结果成功地胁迫了工厂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许多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则利用这个时机在他们当中招募了很多间谍。1942年春，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将在美国一家工厂担任信号检测员的卢森堡发展为间谍。利用工作之便，卢森堡把他搞到的工业上的最新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了莫斯科。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天空阴郁偶尔撒着几个雨点，一个头戴咖啡色绅士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纽约工业街5号区上，他穿过热闹的市场，一路快步行走，在一幢普通简陋的楼房前停了下来，中年男人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纸条，又四处望了一番，随后敲开了楼内的一个门。这个人正是接替塞米诺夫工作的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菲克力索夫，他此行的目的是恢复与卢森堡的联系。见面后，菲克力索夫提供给卢森堡夫妇一个莱卡相机，教会他如何拍摄文件，这样他们可以减少见面的次数，降低风险。
二战期间，卢森堡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情报，包括美国国防工业中的一些重要技术成果和发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相当于导弹的“眼睛”，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及精确度。这在美国军队中是高度保密的，防范也异常严密。但是，卢森堡还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废弃的零件，重新组装出一个完好的引信。
为了把它从自己的手中运送出去，卢森堡将重达9公斤的引信装在纸箱子里，然后把它和废品一起扔到垃圾车上。在去往垃圾场的途中，卢森堡假意去买了一箱货物，吩咐司机先把他送到自己的寓所。一到家，卢森堡便将那箱子货物连同装引信的纸箱一同搬上楼，在将引信放置好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跟司机一起前往垃圾场。
经过严密的安排，卢森堡将引信安全地交给了菲克力索夫。苏联情报部门在得到了引信后，立即进行研究仿造，使苏联战场上的导弹命中率大大的提高。
除了向菲克力索夫提供工业情报外，卢森堡还将自己身边的人发展为苏联间谍。1944年他发展了自己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那时候，大卫·格林葛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的美国原子弹项目服务。但是大卫只是实验基地一个底层工作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内容，只能提供给苏联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1946年夏天，联邦调查局把目光从战场上收了回来，对准了国内，并开始加紧调查二战期间苏联在美国布下的间谍网络。他们同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通讯联络密码。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每一页只能使用一次，用后必须立即销毁。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人员的疏忽，没有将使用过的密码本烧干净。联邦调查局抓住这一线索，重金从波兰人手中购买了残缺的密码本，从而破译了苏联间谍的通讯录。
根据通讯录的显示，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在英国的顶尖科学家芬其斯，正是他向苏联人泄露了原子弹技术的情报。芬其斯在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交代出另一个泄密者——大卫·格林葛纳斯。
联邦调查局通过对大卫的多次审讯，在1949年逮捕了他的姐姐和姐夫——朱利叶斯·卢森堡和埃赛尔·卢森堡夫妇。
1953年2月，虽然为卢森堡夫妇请愿的呼声此起彼伏，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坚持了原来的判处决定。后来他在写给正在朝鲜战场上儿子的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样判处卢森堡夫妇死的只是两个人，而他们把原子弹技术秘密地盗给苏联，苏联则会用原子弹杀死千万个美国人。
直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下台，卢森堡夫妇案件仍在争议之中。肯尼迪担任总统后，此事稍微平静，联邦调查局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想，另一件大事接踵而至。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