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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
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延至今日，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书生本色—吴宓难逃劫难
吴宓在课堂上摇头晃脑讲授古文，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差点惹下大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难逃劫难，被游街揪斗
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吴宓执教于中文系，虽是国家二级教授，基本的生活，平常所需的副食品、肉食、日用品都会专供专用，本人的遭劫似乎不大。然而，知识分子的迂倔可爱，不善转圜变通又令他差点引火烧身。
当时，西师的学生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学生们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期，怎能受用？不少人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这份请求在当时情况下，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人人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哪会有其他措施。一天，他走上讲台。学生没吃早点，拖了大半个上午，早已饥肠辘辘。听着台上吴教授口若悬河，台下的学生们似连锁反应一样，肚子咕咕叫响起来。吴宓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忍不住摇头晃脑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学生们一听，忍俊不禁，哄然大笑开来。
这本是吴宓讲授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信手拈来，并无什么恶意。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三两尚且不足，况二两乎”，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十足的反动透顶。吴宓被迫检讨。
一些人还是不放过他，认为吴宓思想一贯反动，现在胆大包天，利用神圣的课堂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是一个十足的漏网右派。最后，上面发了话，吴宓是省政协委员、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识检讨了错误就行。生活待遇不变，内部控制使用。于是，“漏网右派”的帽子与他擦肩而过。但他被勒令停课反省。那段时间，吴宓不再被安排上课，每天除了看看报，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
痛失精神的家园，生活待遇即使不变，这对于一个优秀的文化大师而言，剩下的仅是生命的枯寂。
1961年夏，心情落寞而又特别念旧伤感的吴宓在“停课反省”后，决定利用暑假，南下广州，拜会其少年挚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是上个世纪学术史上一段引人入胜的大师间生离死别的话题。两个孤寂的老人，在历尽生命的沧桑与劫难之后，带着一份心灵的破碎，带着一份精神世界的固执与情感失落，行将进行一次暮年的会面。他们都敏锐地发现，彼此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而挚爱并固守推崇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封建糟粕”，他们的个体生命在五年后将进入最后一轮大劫难。作为20世纪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汉学界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吴宓有着太多的相似，不然，两人何以会成为生死至交。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出身于名门望族，学人世家。其祖父原为曾国藩僚属，后官至湖南巡抚，“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秘密赐死。其父陈三立被称为晚清四公子，著名的诗人。兄长陈衡恪诗书画三绝，自成一派，不幸英年早逝。
陈寅恪虽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身上绝无纨 习气。1908年，他考入清华预备学校，结识了吴宓，两人引为知己，后一同赴美，留学哈佛。二人先后学成归国，再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各自的史学、文学领域内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
对于1961年夏天的这次会面，二人期冀已久。吴宓尚未动身，陈寅恪就按捺不住，一连数次去信，反复告诫对方的赴粤注意事项，甚至连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琐事也一一交代清楚。中山大学闻知吴宓即将来访，校方以官方方式出面，也做好了准备。陈寅恪无论设宴款待还是饮食住宿安排，都布置得得体与妥帖。 吴宓抵达广州，适逢深夜。中山大学派车，陈寅恪的女儿、女婿亲到车站迎接，来不及休息和洗漱，吴宓便直奔陈寅恪家中。此时，已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同样急不可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