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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趁机跳下蹲位，快步溜下楼去。二使者听到急速的脚步声，情知不妙，叫声：“糟糕！”抓过衣服，便飞似的追下楼来。吴宓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急中生智，闪身躲进了楼梯间。宾馆大门半掩，过厅灯火通明，值班侍者伏在案上，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
二人气喘吁吁追下楼来，却不见半点动静，他们忙推醒侍者，急急地问道：“喂，见到一位老先生出去吗？”侍者揉揉眼：“唔，唔，好像有位老先生出门去了。”
二人快步出门，侍者继续瞌睡。吴宓屏住呼吸，悄悄出了宾馆大门。马路上空空荡荡，朝左望得到七星岗，朝右可眺及临江路口。吴宓定了定神，不见那追来的二人，想必他们已奔进了对门苇家院坝的小街。他们在那里寻觅不着，会很快折回来的。该往何处去？所幸，左边一个路灯电线杆两边斜钉了满堂广告牌，直抵墙壁，构成了小小的三角隐蔽处。吴宓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猫着腰钻了进去。刚刚站定，他便见那二人从对面巷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四处张望了一会儿，气咻咻地一跺脚，判断吴宓是朝临江门或武库街去了，便分别朝这两个地方奔去。
见他们走远了，吴宓这才长舒一口气，迅速从广告牌后面钻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溜进了苇家院坝。他从未来过这里，浑然不知东西。好容易等到天明，街巷上有了行人，他问明路后，便沿上清寺出了城，找到一家偏僻的旅馆，老板见他憔悴苍老，身着褪色破旧的蓝布长衫，又无行李，不肯收住。吴宓困顿万状，再无力上街奔走。情急间，他写好一个纸条，许以酬谢，差人送往重庆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康心之处，二人本是好友，康心之这才差人把他接了出去。
藏匿几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吴宓方才安然返回西师。吴宓，字雨僧，1894年8月生于陕西径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宓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中国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二人因出身经历、志趣爱好相同，成为莫逆之交。在哈佛大学，吴宓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他师从二人，深受影响，在古典文学、诗歌、佛学等众多领域造诣甚深。归国后，怀藏“白壁德主义”的他以学贯中西、坚决捍卫传统国学而知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派别———“学衡派”。
由于学衡派力持旧学，反对新学，无形中便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几番热闹的论战下来，便被打得鼻青脸肿，尤其是鲁迅的妙文《估“学衡”》风行于世后，吴宓连同“学衡派”便成了笑柄，时人多贬低他们。
吴宓学成归国后，即与陈寅恪等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其教帜下，莘莘学子后来闻名于世的不少，为世人熟悉的便有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傅斯年去了台湾，而其他诸君，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因文化断代，又复为治学的中流砥柱，从这种角度看，“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之中，足见吴宓的影响。
刚刚作古的、已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便是吴宓的高足。殊为遗憾的是，二人似乎在解放后便不曾交往。
1941年，吴宓流寓昆明，执教西南联大。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他赴昆明，找到了恩师吴宓。早年，出身无锡名门望族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因父亲和吴宓私交甚浓，延请吴宓关照。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了一年有余的外语，钱钟书学业有了长进后，考入外语系，再后来，留学去了法国。应该说，钱钟书学有所成，成为学贯中西的顶尖级学者，得益于吴宓的某些帮助。
师生间素有往来。当钱钟书确定归国时，吴宓便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同意了。系负责人陈福田，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也附有便函。只是未下确切聘书。谁料，待到钱钟书到了西南联大，校方与他详谈后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校方易辙，师生二人据此意态怏怏。吴宓失望之余，便劝钱钟书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任教授，并亲笔写了推荐函。钱钟书遂转投湖南。
不久，通过学友、日后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推荐又调至广西桂林大学。适逢抗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钱钟书颠簸于战乱中，加之西南一隅群山阻绝，交通不便，几番迁徙，吃了不少苦。待到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谋职感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产生了些怨尤。不想，这类闲聊话题不久便传到了吴宓的耳朵里。钱钟书长途奔波，吃了苦头，抱怨一二，或许可理解。但吴宓一片好心，更何况为师者，耿介书生，不擅长官场交际的性格，众所周知。作为学生，应该体谅。
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并不太复杂的事件所引起的误会。吴宓因校方没有聘用钱钟书，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然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入蜀。
钱钟书生活稳定后，完成了后来风行于世的长篇小说《围城》。这本是好事，吴宓特地购得一本，细细读过，以他“比较文学”鼻祖的至尊，大加赞赏。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进一步交恶。
那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指出书中的所谓“三闾大学”，影射的是西南联大。抗战期间，联大乃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内迁组成，经长沙转至昆明。更有人言之凿凿，书中“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的高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内中吴宓的影子更嫌多一点。那个方鸿渐，自是作者取的吉祥名字，鸿（洪）福渐至。高松年在书中也不算坏，高高的松树，经年不衰。但若是读了那段有关老科学家的调侃，还有对高松年的抱怨，如“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更被索引人士指出，是钱钟书怏怏意态的真实流露。
一时间，各类小报，文人纷纷登台，热炒师生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吴宓似乎觉得进一步证实了钱钟书的抱怨，心中大为不快。数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称钱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们，出言不逊。他说“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超太懒”，所以做不出大学问。须知，这些人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吴宓虽未作反驳，可心中却狠狠记了钱钟书一笔，师生间全面交恶，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桩文坛公案在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的钱钟书并同其夫人———散文作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时过境迁，吴宓已是墓草久宿，凄然离世多年。
书生本色—吴宓《周易》自测
《周易》自测，吴宓将自己的人生旅程划为3个28年，辨知谶纬，令人拍案叫绝；土改中因女学生被农民打了光屁股，吴宓义愤中求见邓小平
重庆解放后，吴宓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早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根据安排，他被评定为二级教授，正式执教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吴宓对新时代的到来，总的来讲，是充满了欣喜和期冀的。他用《周易》自测，将其生命旅程划为3个28年。
第一个28年，从1894年8月出生于陕西径阳到1921年留学归来。这期间，吴宓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就读于哈佛大学。第二个28年，回国就任教授，到1949年政权更替，进入新中国。这期间，他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学术刊物《学衡》，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要流派———学衡派的重要人物，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皆出自其门下。第三个28年，在新中国作教授28载，寿终于1978年1月17日，享年84岁。
辨知人生谶纬，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