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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真是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这时，哥哥延年的后事，还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当他们兄妹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他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他哥一眼。兄妹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还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迫害，他的后事又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那时，国民政府仍然是不让收尸，当他们兄妹二人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至于姐姐玉莹受了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松年的姐姐死时年仅28岁。
松年青年时代，可说是灾难频频降落在陈家。在他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他便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其中还有父亲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
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然后继续沿江而上，经重庆，最后到达四川江津。
陈松年一家在和父亲流寓江津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难。全家就靠他们夫妇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的生活。在这里陈松年尽力侍奉祖母，陪伴父亲度晚年。
在人们看来，陈独秀一生少“儿女情长”。而此时的陈独秀，大概是人到晚年特别怕寂寞，非常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父亲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就这样陈松年一家在这里陪伴父亲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既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除了自己直呼潘兰珍为母亲外，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也很尊重潘兰珍，平时都亲热地叫她二奶奶。
在江津，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去世了，紧接着父亲陈独秀1942年又在江津去世。由于战乱，松年只好把两位老人，暂时安葬在那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亲立碑，才使陈独秀的墓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窦氏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困难，看在陈独秀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份上，毛泽东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自从父亲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一张照片：照片上父亲留了一撮胡须，目光炯炯，英气袭人。旁边是他的生母，父亲的原配夫人高大众的相片。就这样，陈松年每天陪伴着双亲的照片。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给他的人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慰藉。
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明节，已是年近70旬老人的陈松年，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直到他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
四
陈独秀的长孙，也即陈松年的长子陈长琦，1947年出生，现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在世人看来，陈长琦无论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开阔，专业基础深厚的学者与行政领导干部。陈松年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次女陈长玙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幼女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
陈长璞自幼仰慕爷爷，一有空就到处搜集有关爷爷的资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父亲陈松年得知女儿搜集祖父陈独秀的资料时，便暗中告诫女儿说：“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来搞，你别插手！”长璞却不听，为了瞒过父亲，以后她就把所有收集到的有关祖父的资料藏到单位去，不让他们知道。长期的积累，使她也成了一个文物研究方面的行家了。祖父陈独秀的墓能够重建，还得力于她1981年直接向中央写信。当时的邓小平同志看了陈长璞的信，特意对此事作了批示，最后由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具体实施。而今的陈独秀陵园规模宏大，占地300余亩，其中有陈独秀塑像、陈列馆，还有陈延年、陈乔年的塑像和墓及其他风景点。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四子陈鹤年：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陈鹤年（1913—2000）是父亲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陈鹤年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和松年是同父异母兄弟，与妹妹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少年时的陈鹤年，就离开了母亲，去外地读书。他学过电讯，后又进入扬州高中，到高中三年级时又转学到北京。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积极投身到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之中。由于表现积极还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并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陈鹤年也成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在开展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很快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许桂馨当时也是一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陈鹤年进入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的大孩子，女儿陈祯祥出世了。因此，他们夫妇俩没有像许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投奔了北京西山游击队。在游击队里，鹤年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并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收发报人员。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
那时的陈鹤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早就想投身革命队伍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然而，由于父亲在党内影响的负面效应很大，1938年底，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在香港，陈鹤年先在香港的几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并担任报纸的收发工作。从那时开始，他便改名“哲民”，并经常以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鹤年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