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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
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
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
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
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
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
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
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
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
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
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
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 ）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
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
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
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
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
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如今，许多大盖帽也是如
此谋生的，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我们不应该感到新奇。
说到大盖帽，我们便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
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
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
翻新，基本构成永远是灰色的砖头瓦片，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
嘴脸。所以，我们不妨忽略时间间隔，动用相距数百年的积木拼凑同一个横断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记事”栏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
庄发生的一个故事，题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说，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进沿街的店铺，检查卫生，分
发鼠药。鼠药的价钱由他们信口说，不容商量。
有一天，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镜店卖鼠药。老板说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镜，
也不吃眼镜，硬是不肯买鼠药。制服说不服他，就招呼了一声，一群制服揪住那
位老板往面包车上推，要他去参加爱国卫生培训班。一边推还一边说：瞧瞧你，
一点现代意识也没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这下老板老实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然后又搭配卖鼠药盒，价钱也由他们说了算。有人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
但过几天要检查，若发现谁没有，就罚款。到时候别后悔。放鼠药一定要按照规
矩放，不合规定的也要罚款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先到了一家礼品店，老板从
柜台下掏出鼠药盒，他们说不行，要罚款。“瞧你这盒子上这层尘土，一点都不
卫生，老鼠能来吃么？”过了一会，这些人到了作者开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
个鼠药盒。他们看了看，同样说罚款。他问为什么，他们随手一指，你的鼠药盒，
应该放在那儿，可你竟放在这儿了。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
乡，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
们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
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
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
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
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
一带，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
这些小贩多次跑到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因为无
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
还用酒壶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
糖。说完转身就走。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
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我还听
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
（注9 ）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
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这与刘瑾是一样的。我不
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
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
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
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
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
—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
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
“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
的请求，专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
会员费，乡绅本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
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如果有
了商会，为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
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会员费。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比养活一
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过会员费后，只要找李榕一说，李榕就去找县太爷，差
役的顶头上司就心慌了，就要处分人了，这该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气？据说民主
不能当饭吃，据此判断则不然。商会之类的聚集民间实力的制度，可以保护小商
贩安心干活挣钱吃饭，让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老板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大米白面，
让那些在酒馆打工的人保住饭碗，不至于失业。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
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扯这么远已经属于畅想了。李榕的时代是官员们替民做主的时代，民
众要自己做主，官吏们当然要坚守阵地；民众想加大压力逼官吏退让，官吏们岂
能向压力低头。如此一来二去，难免就有点“聚众闹事”的味道，更准确地说，
是“聚众抗粮”，“聚众罢市”。《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
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罢市，
不抗粮，单找县太爷讨个说法呢？那也很危险：“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
斩枭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注10）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
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权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
的反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