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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3-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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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问他是否将亲赴前线时,他就显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视。”但是几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他来看我时十分慌乱。他虽然“眼睛近视,但被认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时遇到了圣卢,圣卢为托人把自己引见给陆军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过去的军官有约会,据他对我说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啊!不错,我对你说的是一位老相识,你和我一样熟悉冈冈。”我对他回答说,我确实认识此人,也认识此人的妻子,我对他们并不十分赞赏。但是,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之后,我总是认为那个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为她对叔本华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无法进入的知识界,所以我听到圣卢对我的回答立刻感到惊识,圣卢说:“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给你了。但他是个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讨人喜欢。”圣卢说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欲望,对此上流社会持极为严厉的态度;至于说她丈夫的那些优点,这也许是他侄女认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时所看到的他那些优点中的某个部分。他至少不去关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说实在的,这是一种“聪明”,这种聪明同思想家们特有的聪明的区别,就象公众认为某个富翁“善于发财”的聪明同思想家们的聪明的区别一样大。但是,圣卢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他的话提请人们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无几,而朴实的情趣虽说并不明显,却能讨人喜欢。不错,我不曾有机会欣赏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朴实。但是,正是这点才使一个人变成许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许多人在评论他,此外在评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对于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情况,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风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证实,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门口离开了我们,严厉地抨击了圣卢,并对他说,他们那些军装上带杠杠的“女婿”在参谋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险,他这个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为了威廉”让自己的“皮肉穿孔”。“看来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卢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关系密切的人们一样,布洛克特别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补充道:“许多传说甚至说他已经死了。”交易所里认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爱德华七世还是威廉二世,都已经死了,任何即将被包围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隐瞒这件事,”他补充道,“只是为了不使德国佬那儿的舆论沮丧。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亲是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视的唯一消息来源。这也许是因为他依靠“上层的关系”,有幸和这些消息来源取得联系,并从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说对外银行的股票即将上涨,或是比尔的股票即将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个时候比尔的股票上涨或“抛出”对外银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种股票的市场“坚挺”、“积极”,后一种股票的市场“犹豫”、“疲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因为如此,布洛克在对我们宣布德国皇帝去世时,样子深奥莫测、神气活现,同时又怒气冲天。他特别气愤的是听到罗贝尔说“威廉皇帝”。我认为,即使在断头机的铡刀之下,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也是会这样说的。社交界的两位先生如果单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不需要向任何人显示高雅的举止,也会从这些教养的痕迹中看出对方的身分,就象两位拉丁语学者会正确地引述维吉尔的语录一样。圣卢即使被德国人严刑拷打,也只会说“威廉皇帝”。不管怎样,这种礼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约束的标志。不能抛弃这种约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种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这种风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别是因其带有与此相连的一切隐蔽的宽厚和没有表露的英雄主义。布洛克对圣卢喊道:“你难道不能对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这里已经对他卑躬屈膝!这样,我们的边境上就会出现勇敢的士兵,他们会去拍德国佬的马屁。你们的军装上有杠杠,你们只会在旋转木马上显威风。就是这样。”
  当我们离开这位同伴后,圣卢微笑着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显威风。”我清楚地感到,显威风完全不是罗贝尔所希望的,虽然我在当时并不象后来那样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图,当时,骑兵部队仍然无所事事,他就获准当步兵军官,后任轻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将要谈到的结果。对于罗贝尔的爱国主义,布洛克并不了解,这只是因为罗贝尔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布洛克只要被认为“适合入伍”,就会对我们发表恶毒攻击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但当他以为自己会因眼睛近视而退役时,他也许会发表沙文主义十足的声明。但是,这种声明,圣卢却不会发表,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达过于深邃,但别人却认为十分自然的感情。过去,我母亲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为外婆而死,而且还会因别人阻止她这样做而痛苦万分。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过去会从嘴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会为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罗贝尔对法国的爱也不是挂在嘴上的,这时,我觉得他非常象圣卢家的人(就象我回忆中的他的父亲),而不象盖尔芒特家的人。他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具有某种道德品质。聪明的、真正可靠的劳动者,对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说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赞扬的人们,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本能地偏爱戈达尔或布里肖那样的人,但我们毕竟对精通希腊文或医学的人们怀有某种敬意,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许自己招摇撞骗。我曾说过,即使妈妈过去的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她愿为母亲献出自己生命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她也从未对自己说过这种感情,不管怎样,把这种感情说给别人听,她不仅会感到无益、可笑,而且会感到刺耳、羞愧。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圣卢会亲口对我谈论他的装备,他要走的行程,我们胜利的可能性,俄国军队无足轻重,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也无法想象他嘴里会说出最动听的话,就是最讨人喜欢的部长对站着的热情议员所说的话。这个消极的方面使他不能表达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却不能说,在这一方面不存在“盖尔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们曾在斯万身上看到这种作用的无数例子一样。因为即使我认为他更象圣卢家的人,他同时仍然象盖尔芒特家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激励他勇敢的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些动机并不和他在东锡埃尔的那些朋友的动机一样,这些热爱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自己的士兵在马恩河战役或其他地方战死沙场。
  当我在东锡埃尔时,那里可能有年轻的社会党人,但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圣卢生活的圈子没有经常的来往;这些社会党人已经看出,这个圈子的军官们并非是盛气凌人、声色犬马的“贵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军官和共济会会员对这种人起的绰号。同样,贵族出身的军官也在社会党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我在东锡埃尔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轰动全国,我曾听到有人指责社会党人,说他们“无祖国”。军人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真诚、如此深厚,带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并会气愤地看到使其蒙受“耻辱”,而那些激进的社会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自觉的、不受束缚的爱国者,没有确定的爱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哪一种深刻的现实存在于他们所说的充满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卢也许象他们一样,已经习惯于把自身中进行的研究和设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实的部分,他研究和设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对他来说如同对他们来说一样,他肉体的生命是某种相当不重要的东西,可以轻易地为这个内心的部分——他们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牺牲,因为在这个生命核的周围,个人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表面才有价值。在圣卢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显的成分,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在开始时曾是我们友谊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遗传恶习,这种恶习与他没有超越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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