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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的时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时已二十七八岁，闯荡了一阵江湖后，想学点文化知识谋个正路。他请求陈大人收他为义子，教他读书。对前者，陈感到有所不便；后者倒可一为，就让他跟陈的侄子一起读书，从而陈张之间有师生之谊。张很感念师恩，后来坐镇沈阳，他的师弟（陈之侄）到崇古斋分号，专门到督军府拜访师兄。张作霖非常客气，十分怀念老师陈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对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厂安享晚年，很高兴。还到崇古斋回拜，给了这位陈大侄少爷一个肥差，可是他没这个命，没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陈昔凡辛亥革命后卸任为民，回到安徽怀宁老家。夫人逝世，跟前还有个过继儿子陈干生，即后来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父亲生活平淡，儿子奔走革命，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陈昔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住进琉璃厂崇古斋的安静雅致的后院，过起张掌柜给他安排的养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他又结了婚，续弦是一位名门闺秀谢氏，夫妻相得，从不过问铺子的经营盈亏和生活琐事，与他在北京大学极为活跃投身革命的继子陈独秀，和几次进京、后来执掌北方军阀政府大权的学生张作霖也不来往，安心过悠闲日子。
1926年陈昔凡逝世，所有财产、古玩书画和北京、沈阳的两个崇古斋，都归陈的续弦夫人谢氏继承。开始她不与陈独秀住在一起，却很关心他。陈独秀一直尊称谢氏为母，很孝敬。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谢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后去了四川。谢氏夫人也从北京辗转去了四川江津县，与陈独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斋张老掌柜去世后，谢夫人从大后方捎来信，请一桌上等燕翅席给老掌柜上祭，指派张的大弟子牛在如经营北京、沈阳两家崇古斋。后，牛不断把铺子的利润捎给他们母子以为生活费。牛在如病逝后，崇古斋给在四川的东家去信请示机宜。不想陈独秀母子也已逝世，陈独秀幼子陈松年给张掌柜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写了长信，委托他继续掌管经营北京、沈阳的崇古斋，落款是“守制人陈松年”。
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给公方代表过目，据说，今还保留在李家。公私合营后，崇古斋撤销，可惜那块晚清状元、宣统帝师、大书法家陆润庠所题的六个大字的匾额，也就毁而不见了。而这个小小的古玩铺竟与两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有着不平常的密切关系。
崇古斋还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该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此前马已把一些名画卖给了外国人），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张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故宫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助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李卓卿和墨宝斋的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的旧墅：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成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南京政府的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建国后，作为爱国者的张伯驹先生，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图》，连同他以前以巨资收藏的珍贵文物：1700多年前的陆机的《平复帖》，范仲淹手书的《道福赞》，杜牧的一幅《赠张好好诗》等若干毁家收藏、难以计值的珍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还帮助国家以重金把已被原藏者押在香港银行中的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赎回，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重新聚合一起。这是张伯驹先生的爱国勋业，又何尝没有琉璃厂像李卓卿这样的古玩商的襄助！
宝古斋古玩铺兴起前后的故事
以前听到有关琉璃厂宝古斋古玩铺的几个小故事：邱震生从宣武门小市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个明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花100块钱把这堆破烂全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成化鸡缸杯，卖了它，开了一个大古玩铺宝古斋；宝古斋的匾是翁同龢题的。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2）
当时我没有分辨能力，都信以为真。后来又看了点书，觉得头一事就有疑点：那时这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能卖多少钱？够开一个那么大的宝古斋的吗？再看了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一书，对此事道之甚详，不仅解我疑惑，对大家也不无启发。兹简录如下：
邱震生生于1907年，16岁进京学徒，是笔彩斋第三代门人杜华亭当经理的虹光阁古玩铺的大徒弟，算笔彩斋的第四代门人。他在古玩行摔打磨炼、潜心研学了20年，长了能耐、经验、眼力，交了不少朋友，有些师长辈的人给了他很多帮助，他是“点水之恩，永志不忘”。1944年开了规模不小的宝古斋。后来成了古玩业的头面人物，建国后唯一的北京古玩业中的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工商联成员，北京市文物业公会主任委员。他于1957年古玩业被错划的“右派”中，身份最高的，下乡劳改18年，1979年“改正”落实政策，年逾古稀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关于他捡漏在一堆破烂中买到一个成化官窑的青花杯，赚了大钱，开了宝古斋的事，是《北京日报》的一篇短文《琉璃厂元老邱震生》中捅出去的。实际上与事实有出入。1944年他确实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其中有这件杯子，捡了漏，这个成化杯卖了12000元伪币“准备票”，用在宝古斋开张请客各种开销上了。一个成化杯怎么能开一家大古玩铺！这是邱震生先生对陈重远先生说的话。
宝古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是十人集资开的，他们是张叔诚、魏仲衡、杨缉成、黄叔伟、王绍贤（盐业银行副经理，日伪时的名人）、陈景雷（金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