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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就自己琢磨如何修复它。经过多年整修唐三彩，学到了手艺积累了经验，后来自己设窑复制唐三彩的瓦人瓦马。他心灵手巧，无论是给人修活儿，还是自己复制，都惟妙惟肖，很为精到。他给大古玩商岳彬、夏锡忠做的活儿最多，主要是复制品。小古玩商的修理瓦器的活儿也离不开他，尤其前洛阳县长高少木开的大泉山房，卖唐三彩各种瓦器多，经常找他修理活儿。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人缘好，博闻强记，知道琉璃厂的老事多，又爱聊，在聊天中不仅给青年人介绍了历史知识，还在这些故事阐明是非善恶，不要学岳彬等人只认钱不认祖国和祖宗。
可是他也不能摆脱岳彬等人的控制，还要给他们做活。岳彬收了一个西域人骑骆驼的唐三彩，找李德祥照样复制两个。李做胎挂釉入窑烧，反复试制，终于成功，做得足可乱真。他觉得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就多做了一个，一共三个，一并拿给岳彬。岳很不高兴：“我就要俩，谁让你做仨了？”说着就拿起一个随手摔在地上，粉碎得没法再修。多留一个，那两个就不值钱了。他还是老规矩：留真品，把仿品当真的卖，给的手工费也不多，200元一个。这让李德祥心里冰凉，岳彬真是认钱不认人，对我们给他卖命干活的手艺人忒不当人了。李德祥出色地复制唐三彩西域人骑骆驼，可称为艺术精品，但都被岳彬卖给外国人了，国内无存。从此事之后，李德祥也不爱给岳彬做活了。因岳彬后来出事被判刑，财产全部没收，真品下落也不清楚。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瓷器主要看时代和是否原来官窑的，还是仿的；这仿也要看仿的时代，是官仿还是民仿。总之官窑亦即御窑，由于集中了最好的材料和技术力量，出品求精不在多，而且不计成本，就是仿前朝的精品，质地也与近代民窑仿古仿官有所不同。琉璃厂也有一些烧小窑专做仿品的手艺人，小窑有的设在景德镇，有的就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由于手艺出色而仿出了精美的“官窑古瓷”，闯过一道道目光锐利的古瓷鉴定家收购者的关隘，几十年人们不知端的。
1939年，岳彬通过呼玉衡的手，以2000元买了他从雅文斋100元“搂”来的明永乐甜白高足杯。此杯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画的花纹细腻柔和，白釉似玉，篆书暗款的笔画细如“铁线”。岳和在座的古玩名家徐震伯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货，2000元，值。此杯后来送到上海，被卖出5000元。后来此杯流入香港，拍卖时评价和价格都很高。
60年后，原本出身古玩行的、《古玩谈旧闻》的作者陈重远先生，向其师叔范歧周老人询问，范老先生爽直而答：“回家问你四叔去。这是从他的同泰祥出来的货，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的很少。”陈先生赶紧回通州故乡，请教时已85岁高龄的陈建侯老先生。陈老坦然承认此杯是自己仿的，又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仿制过程。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是选料，瓷土中要增加高岭土，用细筛子筛，再用水淘，细得要胜过面粉。做胎是用模子灌浆，胎子才薄。釉料要精选加工，刻绘出自景德镇名师之手。焙烧要掌握火候，温度高了要爆，低了不熟。这一只仿明永乐甜白高足杯，就出自琉璃厂这些有鉴定眼光的大古玩商身边，几十年来谁也没看出来，闯入了国际市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居仁堂”款的所谓“御瓷”及其仿制
历代皇帝都要设自己名号的官窑，烧制御用瓷器。这些官窑中由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材料和艺人，又不计工本，当然能烧出精品。清朝覆灭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又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只81天就天怒人怨地败亡了。可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居然也在景德镇开办了“官窑”，烧起了“御瓷”。给他操办此事的是郭葆昌。郭名世五，葆昌为其字，号觯斋，原是西华门外德聚成古玩铺学徒出身，与著名的古玩瓷器鉴定名家贾腾云是师兄弟。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这个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郭给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见他年轻机灵又体面就留下当差。袁当了总统后，郭随之升官，当到总统府庶务司长，又被委任为陶务署监督，去景德镇烧造“居仁堂制”款的瓷器。
中南海居仁堂原名海晏堂，系清慈禧太后所建。袁世凯攫取民国政权后，就居住在这里办公。郭葆昌在民国初年来到景德镇，（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13年，即袁任大总统、尚未称帝时；另一说是1916年，袁倒行逆施自称“洪宪皇帝”时。笔者倾向于前者，因袁复辟帝制仅81天就败亡，树倒猢狲散，即使“传旨”烧制“洪宪官窑御瓷”，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帝制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制”的变相“御瓷”完全可能）在此时清王朝的御瓷厂已经散摊，改成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郭来到后，以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的名手鄢儒珍等，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件件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比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毫不逊色。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做的。另一是为郭自己烧的，用“觯斋”款。这类瓷器精致细腻，釉面洁白润滑，绘画工细，景色淡雅，人物尤其童戏很活泼，颇具水平。之后类似的为政府主要当政者烧专用“官瓷”的事，在袁世凯之后，还有多次发生。徐世昌为自己烧过“静远堂制”专瓷、曹锟为自己烧过“延庆楼制”专瓷，都可视为变相“御瓷”。再在其后，景德镇还为各届政府其他元首政要烧过专用瓷器，品质不让过去的官窑，办法也都与过去烧官窑瓷器一样，只留精品，其他一概摔碎不留。这延续了几十年。
郭葆昌督造的“居仁堂制”瓷器，包括他的“觯斋”款瓷器，数量并不多，有樽、瓶等陈设品和杯、碗、盘等日用瓷及成套餐具。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转瞬败亡，“居仁堂制”瓷器又十分稀少，立时物稀为贵。一些古董商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制作了大量仿品，风靡一时，在京、津甚为流行，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盛行以成对的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瓶、樽，作为礼品互相赠送，还配制各式讲究的锦盒盛放。事实上仅这个款识，就说明不是郭葆昌精心制作的，何况有的瓷质较粗，郭又断然否认曾烧制过这种“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因之也可以说，凡署此款者即是赝品。但有“居仁堂”款的也不是个个皆真，有些就是细瓷仿制的“嫁妆货”。故这种民国初年的瓷器鉴定较为棘手。
郭葆昌在袁世凯手下为官，家资豪富。他致力于古玩收藏，懂行又有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他收藏的精瓷较多，像乾隆仿古铜釉，用来仿青铜器，实为瓷器，造型逼真，釉色与青铜器十分相像，很为名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官窑仿战国青铜器的古铜釉双螭圆耳壶，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据说是郭捐献的。另外有说，日本投降后，经宋子文说合，郭葆昌之子将其父藏品悉数交予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并在钟粹宫展出过。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
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
郭葆昌离开景德镇后，由于他办“袁御窑”已有相当基础，遂有刘勉之从1917年起，在郭铺开的摊子上接着搞，主要做“民仿官”，即烧造仿官窑瓷器。刘也是古玩行出身，后专门经营瓷器，在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任副经理。有说，他在景德镇烧“民仿官”，曾得到北京某收藏家的指导，还与当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