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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0年前我记事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乐器店有三家，两家专做和卖京剧用的京胡和京二胡，另一家是乐器全活。前者是史善朋和竹兰轩，后者是文盛斋。他们之间其实还有着师父门人和过行挂名的关系。这里面也有点小故事。
文盛斋乐器铺位于东琉璃厂与小沙土园把角。两三间屋子就是车间作坊，掌柜的、伙计、徒弟都是手不停挥，忙着干活。有一些成品可以当时挑选买走，这大多是一般的货，如二胡等；要好的特殊的得另讲价定做。这是一家百年以上的老民族乐器店，东琉璃厂很多乐器铺，像火神庙里的文兴斋、以人名为店名的马良正胡琴铺、施子云胡琴店的掌柜都出自文盛斋门下，而后再往下传，传了几代。
很受京剧内外行赏识的“史善朋竹琴社”，也是以人名为店名，位于东琉璃厂信远斋斜对门路北，两间门面门市带车间，后面住家。史善朋是马良正的大弟子，也就是文盛斋的再传弟子，手艺好，二十几岁就离开师门，另开了买卖。我童年时，史善朋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长方脸，白白净净，膀大腰圆，手里的活儿非常漂亮，赢得京剧内行的一片赞誉，这是很难得的。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与史善朋在20世纪30年代，因研究制琴和不断改进而成为莫逆之交。胡琴的音响脆亮，而程砚秋的唱腔又幽咽婉转、沉郁多变，一般的胡琴在音色上与之风格不相谐。周找史多次反复研究试验，例如，试用过改云母片代替蛇皮蒙筒，改变琴筒的尺寸，将之放大或缩小，寻找合适的音色，终于试制出音色比较宽厚、适合程派演唱特色的胡琴，流传使用至今，而二位研究试制者早已作古了。
史善朋终日忙碌不停地干，活儿压着，冬天一件旧棉袄，夏天干脆光脊梁。他总脸上带着微笑，周围街坊的人缘很好。他手艺那么好，但光靠耍手艺做胡琴卖，还是挣不了多少钱，照样要吃窝头。他有六子两女，男孩小名大多以“狗”叫之，名字“贱”好养活。他们比我略小，是我小时的玩伴。但这个时间不长，几个孩子就子继父业了，都没有怎么念书，到年岁就从父亲学制琴，在家学徒。一点儿没有因为是少掌柜的而有丝毫特殊，反而要求更严，挨揍也是家常便饭。哥儿几个学得一手好制琴手艺，1956年三大改造时，他们跟着父亲一起进了乐器厂，转瞬几十年过去了。2001年春节，厂甸庙会在南新华街上重新设立开放，尽管难与往日相比，我还是每年必去，还约上三五少年挚友，踏旧寻故。有一年在靠近臧家桥的南新华街路东的一个小门上，看到挂着一块“史善朋竹琴社”的木匾，虽不是当年原匾，突然也有“他乡遇故交”之感。“史善朋竹琴社”的匾，当年是张伯英题写的，裱好了装镜框，挂在门前，这种用书法原件挂匾也是琉璃厂的“独一处”。我不顾冒昧，推门而入，一位比我略年轻些的老者迎上前来。我得知对方姓史后，劈头就是一句：“你是几狗？”那位已是子孙满堂的老人了，忽闻有人问他们弟兄的小名，不由一愣，料是多年的熟人：“我是老大。您是……啊，会文堂的胡大哥！”随即来了个洋礼，紧紧拥抱。这才落座献茶，叫过他的儿女介绍：“这是琉璃厂的胡大爷。我们是发小儿！”
我们聊了彼此的经历，他是从乐器厂退休，但是制作胡琴的家传独门技术并没放下，“老爷子留下的东西，不能在我们弟兄手里给弄丢了。”他的屋里挂满了新旧的胡琴，可见他率领着儿子还在干。当然还是用史善朋的旗号。他们是史的儿子和独门技术继承人。“史善朋”这个品牌，乐器厂一直没使用。“史善朋”的胡琴在京剧内行和爱好者中威望很高，史家后人制出的胡琴仍具有相当水平。至于当年那块张伯英题写的“纸匾”，家里一直收藏到“文革”，因害怕，给烧了。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关于乐器（2）
史善朋的胡琴今日的价值是很高的，我的一个同庚朋友、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的南京某大学教授刘元震，从中学时就爱拉胡琴。1951年，他的在汇丰银行工作、非常喜欢京剧的父亲，带他到琉璃厂的史善朋处，以旧人民币25万元（折合今天25元，当时能买60斤盛芳螃蟹；两幅齐白石的四尺立轴，那时东西便宜）买了一把胡琴，这个价钱在当时是不低的，胡琴的质量也很好。他一直用到今天，中间重蒙过不少次琴筒蛇皮，都是找史善朋，1956年后则到乐器厂，也找史家的人给换。2004年，他回京探亲，随身还带着50多年须臾不离身的胡琴。他不知见到哪位“狗”爷，鉴定出这把琴确实是他父亲亲手制作的精品，愿以两万元回收，请刘先生割爱，把胡琴让给他们收藏。这把琴跟了老刘大半辈子，他实在舍不得。史家兄弟不好强求，但表示既然是老爷子当年的正经作品，今后有什么小毛病我们负责修理，让这把好胡琴流传下去，永能使用。
但是当年史善朋带着儿子徒弟终日苦干，收入并不多，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棉袄。到乐器厂后工资也不会高，混个温饱。他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作为民族乐器的京胡，价钱直线上升，一把将就拉的琴，至少一千多块，还要有内行熟人给沙里淘金，史善朋的胡琴几乎成了文物！
另一家专卖京胡的店，是东琉璃厂西口往南一点的竹兰轩。这是以给晚年谭鑫培伴奏过、后专任梅兰芳琴师的徐兰沅先生的名义开的。徐先生在京剧界辈分很高，是梅兰芳的长辈，也是胡琴泰斗、为谭鑫培伴奏的梅兰芳伯父梅雨田先生之后最出色的琴师，人们尊称他为京胡圣手。“七七事变”后梅兰芳先避居香港，后在上海蓄须明志，坚持不为日伪演出。以徐先生的名位，他也不会给一般人伴奏，而暂时归隐在家。在抗战八年中，徐先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广播电台讲解梅兰芳唱腔，再就是经营他的竹兰轩。
竹兰轩门面不大，好像就一间，没有制作，就是销售，门旁有橱窗，悬挂着做好的胡琴和几幅大照片，都是徐兰沅先生在挑琴筒、琴杆、指导制作时的留影。徐先生住在琉璃厂之西的永光寺东街靠北路西，非常精致的磨砖对缝的几个院子的四合院，他住在里院，外院解放后由京剧小生名家姜妙香住。竹兰轩只有一位先生在盯门市，顾客不是很多。以徐先生的京胡圣手身份，他指导制作的胡琴质量绝不会差，但他的名位太高了，而且只卖成品，就不如史善朋那里随便好商量。20世纪60年代，我和徐兰沅先生有过一些接触，老人家真有学问，音乐修养极高，又非常谦虚好客，对我这后生晚辈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我们的话题从没有涉及过竹兰轩，因为这关系三大改造划阶级成分的敏感问题，我有意回避。他总结梅兰芳、也是京剧唱腔的革新经验的“两头不变中间变，要尊重观众的耳音习惯，给大家留下叫好的地方”等见解，非常精辟。四十多年来，我研究受观众欢迎喜欢的成功唱腔和不受欢迎、被观众摒弃的唱腔，包括“样板戏”的著名唱段，无不暗合徐兰沅先生提出的理论。我以此为据写过一些评论文章，颇受识者和京剧演员赞扬，深深感到徐兰沅先生真是一位有经验有理论能指导实践的大戏曲音乐家！但是在徐家，没有当年制作胡琴的任何遗迹。
“竹兰轩”，原来不是徐兰沅先生出资开的买卖，而另有东家掌柜，只是借用徐先生的名号和影响。竹兰轩没有制作车间，而是“过行”：从打磨厂一家乐器店进货，由徐先生逐个精选，挑中的收进，再贴上“竹兰轩”或“徐兰沅监制”的标签就成了。实际是以自己的名气、鉴别能力的无形资产，在“竹兰轩”参股分红。这也不是仅此一家。著名京胡演奏家杨宝忠也卖“自己制造”的胡琴，数量也不少。其实是他雇乐器本行的人给他进料加工精做的。作为演奏家不一定非要自己会制造这种乐器，但懂得高低优劣。杨宝忠挑出好的，贴上他制作的标签，就算他的“产品”。这也是一种“过行”进货。杨先生传世的最为出色的“黄老虎、黑老虎”两把顶级精品胡琴，都是史善朋的作品，杨宝忠落了名。
到1956年，琉璃厂的乐器、胡琴店都作为手工业者也被合并改造了，那个百年老店、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民族乐器制作人才的文盛斋也湮没无闻了。
之后在琉璃厂以至全北京，再也没有当面制作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