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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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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醇亲王。    
    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杯”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面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多么鲜明。    
    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    
    1920年以后,在琉璃厂的几十家古玩铺中,论影响,“三韩一黄”要排在前面;论财力以及鉴定眼光,那要说“一黄一岳”。而“岳”各方面都逊于“黄”,尤其在人品方面,这也是公认的。三韩指的是西琉璃厂铭珍斋的韩敬斋,东琉璃厂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父子;一岳是曾经盗卖国宝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解放后被判刑、死在狱中的岳彬。这“黄”就是尊古斋古玩铺的黄浚黄伯川。    
    古玩业在业务上还有专工特长,如有的以夏商周青铜器和碑碣、石刻等金石文玩为主;有的以宋、明、清官窑古瓷为主;有的以字画、碑帖为主,此外还有各种古玩小件。当然经营者不是只工一门,而有兼通。如“三韩”长于古瓷、字画;岳彬是金石、古瓷、字画兼营;只黄家祖孙三代主营金石,而他们又不是一般古玩商从小学徒出身,而是先读书,再半路出家从事古玩业,身上具有一定的学者特征。


《百年琉璃厂》 第一部分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尊古斋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韩的铭珍、韵古、悦古要早几年;当时的创业者是黄伯川的叔叔黄振基兴甫先生。黄家是湖广江夏人。光绪二年丙子,开科会试,举人黄兴甫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却没有中榜,流落京师,只能暂在湖北会馆中栖身,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设私塾,教周围的子弟读书习字,谋取衣食。    
    他既是举人,经史子集当然有相当修养,更喜爱诗词字画。闲时就踱步到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铺串串,有时也跟掌柜的、伙计们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诗文,就便请黄先生给讲讲。遇到青铜器上的铭文,黄先生开始就有些困难,只能从篆字的变形上去猜认,久之,有所积累和提高。他接触的金石文玩多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近20年的浸淫,积累了相当的修养,不仅能鉴别真赝,特别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铭文上有深邃的见解。他用自己积蓄购买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铜器更被他看重,这就奠定了黄家三代以经营“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鼎及古代碑刻)为主的基础。    
    金石学,主要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一门学问,与考古、古文字学都有密切关系。早在南北朝时的梁元帝,独目却好学,过目能成诵,诗、书、画皆有造诣,专门研究著录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称我国金石著录之始。到唐宋,金石学又有发展,宋徽宗赵佶著《宣和博古图》,是金石学名著;还有与他先后同时的赵明诚的《金石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可视为金石学之开端。金石学历来是文人学士的考古、考证的学问,凭借的是古书和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各种碑碣等。自唐以后,各代在研究金石学的同时,一些能工巧匠仿制上三代的青铜器也获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很多足可乱真、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制的积极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时出土的“散氏盘”、嘉庆时出土的“齐侯罍”,三件国宝的出世,推动了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和金石文玩业的兴起繁荣。黄兴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经营的。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于西琉璃厂81号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上三代”的金石文玩为主。这位举人成了古玩铺的掌柜的。    
    举人成为古玩商并不始自于他。在清道光末年开业的琉璃厂博古斋古玩铺,老掌柜祝锡之就是个举人,参加过道光年间的会试,也因落榜而转事古玩业。他精通书画、铜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鉴定,且能书善画,自立字号博古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对古代文物通晓,确实经营过各种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古玩文物。祝锡之为古玩业树立了在豪门巨宦前不谄媚、不低声下气,坚持平等相处,以“年兄”称之,送贵客只至门口,不跨出门槛,维护了从业者的尊严的良好风气。博古斋在光绪二十六年歇业,存在了50多年,是为琉璃厂古玩业的先驱,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画的鉴定人才。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再建琉璃厂,中断80年的博古斋的匾牌又挂了出来,这是怀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续。    
    黄兴甫开设了尊古斋,因为正赶上金石文玩研究大兴起的风头,买卖做得很好。而黄本身的举人衔,使他有机会在开业前后,就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朝廷显宦,咸丰朝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咸丰朝进士、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湖南巡抚、清末金石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1)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两,最高可到15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小的数目了。那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束修也就是8两。在同文馆享受到8两银子待遇等于是助教,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辅导新来者学习,15两就是副教习了。同文馆的学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饭是六人一桌,6两银子的标准,这个数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时的贪污中饱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海味大海碗,还有果藕荷叶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锅,什锦、白肉、羊肉和腰片、鱼片、肝片、鸡蛋、冻豆腐及各种作料任选,不够可以再添,绝不比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正阳楼饭庄的什锦火锅差。难怪外国教习说,同文馆的学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当好,三年一大考,最后成绩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即外交部)司务,再三年若考得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六品官,这是进士们一般才得授的职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还是不愿去。光绪二年(1876)后,则满汉学生都收。同文馆分前后馆,前馆是学生所工外语主课,后馆是辅课,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语和汉文补课。学生的汉文要有相当基础,否则必须入后馆补课。学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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