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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伯川这番话说得萧书农很高兴，向黄说：“您要是看好这件觚，请您留下，我萧书农宁肯少赚钱，也要争这口气！”黄说：“那这件觚，我就给你500元。那个罍你留着。”萧书农虽然少赚了150元，还是获利不小，且得到金石大家黄伯川的肯定支持，比什么都值钱。
可是，这事还留下一个小插曲，萧书农因为黄伯川只要了觚，没要那个罍，倒使他松懈而又吃了亏，以为这个罍也许自己看打了眼，反正两件120元进的，一件就卖了500，赚了，就把这罍扔在一边不当回事，一放不少年，没卖出去。1945年正月，日本古玩商平野来厂甸，顺便到雅文斋串门，见到在墙角放着的那个铜罍，看出是件好货，淡淡的以它是黑铜的，以150元买下。拿回去用化学方法做了假锈，还没来得及配盖，因为战争形势紧张，急着要回国，就以5000元让给了他的古玩商朋友倪玉书。倪给配了盖子——北京、苏州、陕西都有专门修制配件以至做假锈、假铭文、新铸做旧充古的古铜工匠，手艺高超，足可乱真。作假往往收费很高，千八百大洋不稀奇，因为加工作假后可以卖出高多少倍的高价。所以古玩业作假售假是历来就有。古玩鉴定就在于区别是真的还是古仿、近仿、今仿或作假冒充的。有位京味作家在描写琉璃厂古玩业的电视剧《五月槐花香》播出后，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说：他曾采访过古玩业的老店员，人家说，古玩铺是坐商，不卖假。那老店员这话就是假的。古玩商作假卖假、真中有假的事相当不少，赌的是眼力、智力和心力。作假不仅在青铜器有，瓷器、字画中也不少，描写琉璃厂题材的电视剧中，关于翻砂做假铜尊，埋在尿坑下做假锈，立小窑烧制仿古官窑瓷器、唐三彩混充真的，生活中确实都有，而且有手艺极高的工匠，仿窑能设立在景德镇。岳彬收了一个北魏佛头珍品，尽人皆知。他照此仿制了三个，隔些时间，卖给外国人一个假的，三个陆续出手，真的始终在他手中。至于倪玉书，把这个加工配盖做了假绣倒是真货的青铜罍，在1947年以1万美元卖给了“二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财团。
关于鉴定眼力，岳彬的彬记古玩铺的伙友丁兆凯曾这样说：“古玩行里看金石有真本事的，要数黄伯川。我们掌柜的岳彬看货的眼力虽好，可对金文认识不多。要论财力，岳彬不比黄大爷差多少，要说看古玩的路数，他也懂得不少，尤其善于从铜质上看出朝代真假。可是他没远见又缺笔墨，‘学问的没有’，这就比黄伯川差多了。”这种说法有道理。一位在古瓷鉴定上有极高造诣的专家说，鉴定金石文物要比古瓷、字画难，因为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而这，一般古玩商是难以具备的。还有人说：黄伯川听到岳彬盗卖国宝，把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砸碎盗走卖给美国人赚了大钱后，黄伯川闻知后，大骂岳彬是“土匪！”——对此，古玩界也有另一种说法：岳彬确实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凿了洛阳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但公然卖给外国人，他也害怕，何况已砸碎的石刻也难于完全拼出，故售出的是仿制的赝品，已砸碎的真品被他藏在他的炭儿胡同宅子东院（今大栅栏公安派出所）的井里。因院中已盖楼，井已不复存在，不好核实。电视剧《五月槐花香》中的那个蓝掌柜，原型就是岳彬。他向“路大人”出售的那凿碎了又拼接复原的龙门石刻，明确说是蓝掌柜仿制的赝品，而逃脱了“五反”的制裁。而真岳彬是“五反”中获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死在狱中。另外，据岳彬的养女岳凤兰（岳彬无亲生子女）的一个同学说，她小时候去炭儿胡同岳家找岳凤兰玩，见他们院子中铺了一地石头，工匠们拿着一张照片对照着进行雕凿。但这究竟是伪造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还是大同云岗石窟中的北魏佛头？后者确是岳彬先派人到云岗将石佛头拍下照片，然后选石料照样复制的，以3万美元卖给美国石油大王。“七七事变”后，人家发现原石佛像完整地还在原处，知道从岳彬处买来的佛头是假的，就电报抗议，要求退货。岳彬竟然丧心病狂，花钱买通当地军队，把原石佛头炸掉，然后复电：云岗已无这尊石佛，货绝对是真，反而倒打一筢，要求对方赔偿他的名誉损失。美国人也没辙。就不知岳凤兰的同学70年前目睹的事，究竟复制的是哪一件？若复制的是佛头，似乎用不着摊一地石头。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3）
尊古斋在琉璃厂经营几十年后，发了大财。可是就在北伐成功后不久，经营了30多年、正值盛期的尊古斋突然歇业不干了，此时黄伯川刚50岁，人又不老，经验火候正值成熟时，何以如此？
我家与黄家乃世交。询黄伯川孙女、文珍文华两姐，她们对此事也不知其详，因为那时她们只有几岁。这里据一些史料人言，试作解析：
1928年7月4至11日，国民政府12军军长孙殿英所部，在清东陵以爆炸手段盗挖了乾隆、慈禧的陵墓，掠走无数珍宝，成惊世大案。主要珍宝为孙及高级将领所占有，并向上行贿送礼。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也获得不少珠宝文物。这些赃物总要出手，且售价不高。清陵盗宝案发生后，据说，珠宝玉器店活动最积极，持巨款跑到遵化去收购；琉璃厂的古玩铺按兵不动。可是孙军中也有人到琉璃厂找关系兜售，有几个珠宝古玩铺沾了包，其中有义文斋、怡宝斋、尊古斋。那是孙部一个谭师长，通过他的本家、给黄伯川修理铜器的谭师傅，找到黄，要他帮忙销售盗墓的珍宝赃物。按古玩铺的规矩，上门出售，只看货不问来历，好多古玩是出土的或是太监、仆役及不肖子孙从宫中、府中偷盗出来的，究竟是自然出土还是挖盗而来，以至是家传或是来路不正，都很难辨别，古玩商收购时一般不细问。可是清陵盗宝案刚刚发生，报上已见了消息，又是孙殿英部下来出售，这直接涉及以土匪抢掠手段盗挖清陵国宝之案，即使以赢利为第一的古玩商也不能不持慎重态度。可黄伯川经不住熟人的介绍拉拢，又为可观的利润所迷惑，而参与了收购其事。但确是来路不正的盗抢赃物而予以收购，客观上形成销脏，还是要受到追究的。尊古斋停业后，后来在其原址另开的萃珍斋古玩铺，主营古近代瓷器，经理黄同文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山东的一批瓷器精品——被盗的泰山岱庙所藏供奉祭祀的古瓷五供，并已转手卖出。案发后也受到追究，最后把已售出的瓷器，一件件追回按退货处理，原物交还山东。
对清东陵盗宝案，南京政府并没处理主犯孙殿英，还给他升了官：安徽省主席。对几个参与收购的珠宝古玩铺的经理，包括黄伯川，都关押入狱。幸而与黄交好的、此时已进军琉璃厂的新书业元老、中华书局经理孙伯衡，利用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相熟的关系，施以援手，把黄营救出来。最后对参与此事的几家珠宝古玩铺，包括尊古斋，都做了罚款处理。但到底收购了多少和什么赃物，这些赃物最终又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报纸上对尊古斋也点了名。这无疑对平日爱惜羽毛、注重声誉的黄伯川是个极大的丢面子的事，不免心灰意懒，而毅然把正兴盛的尊古斋关张收盘不干了。何况他此时已家资豪富，几代坐着吃也花不完，何必蒙羞再干呢？这流言传的很广。笔者一记事，大概“七七事变”前后，在琉璃厂仍有“黄伯川为什么人称黄百万？他发的是盗墓财”一类传言。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近百年前，青铜器等金石文玩价格要高于古瓷和字画，不像现在这样偏低，形成价格与价值的背反，故而当时经营利润很大。尊古斋已开业30多年，其财产积累绝不是仅靠刚发生的东陵盗宝案的部分赃物所形成的，何况这些赃物必定要追回。在这种无形压力下，黄才会断然采取关张的极端措施。
再一个原因是，黄伯川先生在经营尊古斋期间，就抽空进行金石方面的研究著述。据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记载，黄伯川的首部著作《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一集订六册，民国十七年戊辰钤印本，同年还有石印本。著作时间当然在此之前。尊古斋歇业后，黄先生足不出户，潜心研究著述，很快就得有：《衡斋藏印》，不分卷订16册，民国二十四年钤印本。《衡斋金石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