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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作。王贵桥见姑娘那期期艾艾的样子，怪可怜的，就说：“换换环境也好，只是咱们这个菊乡城区就巴掌大一个地方，还能换到哪里？这么着吧，一个姑娘家总不能一辈子打字吧！有机会了抽下去锻炼锻炼，有个身份，也好提拔。”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建第二批工作队时，王贵桥任工作团总团第一副团长兼菊乡分团团长，就把姑娘抽到四清队锻炼去了。
我第一次听说齐秋月的名字，是1964年的秋天。
这年八月，我大学毕业，分到菊乡下边一个远郊县的公社中学教书。我上了四年大学，竟要在这穷乡僻壤熬过一生，心里老大的不愉快。所幸，这一年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两年的试点（后来称为小“四清”），要在全国农村分期分批全面展开，上级指示，大学应届毕业生一律到农村四清第一线，锻炼两年再回单位工作。这样我还没有上一天课，就参加四清工作队集训去了。所谓集训就是关门整风，叫集训大会（相当于后来的学习班）。大会以团、队为单位组织整风，编为四清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和工作组四个严密的阶梯式组织，分别负责地区（市）、县、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总体四清工作。因此对队员的先期训练极为严格。先学习文件，武装思想，再自己主动交待问题。这称为洗手洗澡放包袱。首先把自己变成“四清”干部，才能去清别人。第三步，是背靠背揭发问题。讲的口气很粗，说是谁的问题都可以揭发，在集训的，在家里主持工作的，上至党中央，下至自己的下级和妻儿老小，只要不服合毛泽东思想，不服合党的方针路线，不服合社会公德，等等，都可以揭发。为了防止打击报复，揭发的问题对外一律保密。保密纪律是：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知道的不打听，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想的不想，等等。所揭的问题，只限于集训大会秘书处材料组几个人知道。材料整理好后只交给大会领导掌握。大会领导是上边派下来的，或是抽调参加过省试点工作队的。而他们当初也是经过洗手洗澡放过包袱审查合了格才成了“四清”干部。只有我因为大学刚毕业，档案上比较干净，有幸抽在大会材料组，负责对材料梳辫子，了解机密。一天，我看到一份材料，揭发王书记对打字员齐秋月关心太过，超过同志限度，如何如何的，也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第一卷第四章形象天使（3 ）
这一说，我就想起我在东岳庙小学上学时的一个女同学，也叫齐秋月。同学们都传说她妈是沙一方的小老婆，解放后嫁给一个大干部，把她带了过来，我们就喊她带犊女儿。她可漂亮哩！苹果脸甜甜的，红扑扑的，眼是眯缝眼，看人就笑眯眯的，很讨老师喜爱，就叫她演戏，演白毛女。我那时每天都想看她，她演戏我场场到，还拍巴掌。至今我还记得她化了装，脸上抹了油彩，画了眉眼，脑后拖一条辫子，额上一篷流海儿，跳着唱“北风吹，雪花飘”，两手伸着梅花指的样子。有一次我拍巴掌，太响，让她看见了，她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第二天，她就说我：“你神经病？没命地拍，让唱不让唱？人家群众是来听我唱戏的，还是听你拍巴掌的。真是没来头。”好个伶牙俐齿的死妞儿。那时大腿裤时髦，她就上身列宁服，下身苏联花布大腿裤，脚穿黑面扎花鞋，走起路来，飘飘荡荡的，白袜子彩色吊带儿就露出来了。我们就唱：“机器袜子洋吊带儿，一下儿吊到光膝盖儿。”她从人前走过，抽腰裤紧紧的，就把屁股兜出一道缝儿。我们又唱：“那女穿的苏联花，模样就是顶呱呱。”她跟我们同学不到两年，就转学走了。我们好伤感啊！
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见见齐秋月，不想，机会来了。到了1965年第二次四清时，齐秋月就分在我们工作组。包队时我们两队相邻，我在陈家队，她在杨家队。
那一天，我一见齐秋月，眼前就一亮。她，一张乖巧可爱的脸上，停留着旧时代的古典气息。头上一条油亮亮的辫子，拖在身后，辫梢扎一个蝴蝶结，一跳一跳，像蝴蝶在翩翩起舞，她的眼里总透露着一股柔柔的光亮。她向你走来，脚步轻盈，不带有一点点的张扬，乖巧得就像自己的小妹妹。她说，她天生胆小，总想躲在某个不被人发现的角落，悄悄地照镜子，梳头扎头发辫子，嘴里咬住头绳儿，同小弟弟做鬼脸。她就是这样向我介绍她自己。又开着玩笑说：“你别离我太近，太近了，你会忘了看我身后那广阔天地，蓝天，白云，青山，绿树……”我说：“那是光顾着看你了。”她说：“我把天地挡住了。”咯咯笑着看着你，让你就没了魂儿。
我同她正式接触是在扎根串连之后。
我的房东是赵先娥，她的丈夫叫杨兰五。女人原来的丈夫叫陈云顺，死了，她有个女儿，正在菊乡城里上重点高中，是困难户，杨兰五是倒插门过来的。屋里大事小事女人当家。听先遣队介绍说，杨兰五是东北人，解放前就流浪到这里，先给地主看家护院，后来往东北跑绸缎买卖，也上过织机，织得一手好绸锻，四十多了还打光棍儿，经过别人说合，就倒插过来。他有的是劳力，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杨兰五属于地没一分椽子没一根的雇农，其实是工人，无产阶级，根子最正了。但是兰五大叔十多天没有正儿八经同我说过话。我就住在他家当间东界墙边，放了一张小床，兰五大叔住东间后墙根儿，前窗修着锅灶。西间赵先娥大娘和闺女陈小焕住。陈小焕上学住校了，屋里连上我才三口人，可兰五大叔竟把我当外人到这种地步。一天到晚除了叫我吃饭，别的就没一句话了。眼看各队摸底工作都有了眉目，我队里的情况还是模模糊糊。我很着急，吃不下，睡不好。第十五天那天夜里，我正在辗转反侧，兰五大叔忽然从隔墙递过来一句话：“小夏，我听你也没有睡着，我只给你说一句话：”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咱们社员想把大树扳倒，那可是个难。你想咱社员是棵小树苗，刮了大风，干部那棵大树上随便哪一枝一扫，你就折了。“总算开口了，我正等着下文，看他说的大树有多大，啥时扫了谁。星期六回家来的女儿陈小焕说：”叔，我小夏哥白天搞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又开会，忙一天，该睡哩，半夜三更说啥哩！“原来他们一家这些天也没有安生过，心里有话不敢说，在观察咱工作队的本事和搞四清的决心哩。我可找到交流思想的茬口了，说：”小焕，叔叔有话想给我倒倒，你这个小妹妹看来没把我当自己人，不把我当哥哩。“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学生，说：”我叔他就这么个脾气，心里有啥事就不管别人忙不忙，累不累，想听不想听。“我笑了，说：”我没说不想听呀！“杨兰五叔叔说：”你还别说，我看这一回的工作队才像动真格的。就小夏这个沉稳劲儿，我就服了。“接着就讲了大娘前夫陈云顺之死。”他就是叫人家大树树枝扫倒的人呐！“
有一次生产队里分棉花，队干部们都有意识地往后靠。赵先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分罢了，她走到半路上把包袱一撩，又拐了回来，隔墙听他们说如何如何分。这就奇了，一个政策咋到了他们身上就要再起山沟儿？就离远远的地方，背在麦秸垛边看他们各家都是分了多少，因为棉花是按人头分的，有个比头。她一眼就看到队长家保管家背的包袱大，别的干部家她就不再看了，她啥都明白了，他们是在私分棉花呀！她嘴快，当下就嚷了出来。这一下干部们丢了人，上边也不依不饶，那时粮食棉花食油等等都是按计划按指标分的。这多吃多占，私分的性质就是贪污。干部们做了检讨，退赔，这事才算了。但是，干部还是干部，人还是人，鳖还是鳖。她赵先娥就倒霉了，人家就找他们家的问题。赵先娥是外路人，就要查她的根根秧秧。这一查就查出了叉把儿。
赵先娥说她当过八路军，一次转移掉了队，让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部的人抓住了，司令逼她给他做小，她不从，司令一怒之下就把她赏给他的马弁。马弁就是陈云顺，他劝她正式跟了他，一同回老家过日子。后来他们俩连夜逃出司令部，跑到洛宁一个大山肚里在她娘家落了户。土地改革时分了房分了地，过起了日子。直到1961年土地搞包产到户时，老太太已死，他们就带着女儿回到男人老家来。
要说这也是苦大仇深的人。但是，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