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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原因既不在陆文婷自己，也不在丈夫傅家杰。那么，在谁呢？
在院长赵天辉吗？他确实沾染了一些官僚习气，但作者并没有过分责备他。陆文婷病倒之后，他多次来看陆文婷；总是忍不住要把陆文婷的病和焦成思的手术连在一起，因而心里感到不安，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竭力推荐了她；他要眼科搞出一份中年大夫的调查材料，决心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而当陆文婷出院的时候，也是他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了一辆小卧车。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了陆文婷的“断裂”对他思想的冲击，看到他还有正常的人的感情和良心。
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吗？不错，秦波那两道不信任的眼光，那些不顾别人尊严的盘问，也曾使陆文婷感到难以忍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又反复强调，陆文婷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对于这些难缠的高干夫人，“她接触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她和秦波谈话之后，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是“心平似镜，一如往常”，“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显然，和这样的高干夫人打交道，她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秦波也未必就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何况焦成思又是那天上午三个手术中的第一个手术，谈不上是陆文婷“断裂”的直接诱因。
显然，作者并不把陆文婷“断裂”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个人。有人认为，没有在这一点上树起一个直接的对立面，是不好的。其实，正因为作者排除了个人的直接责任，才能引导我们从更复杂、更深广的社会背景上，去探讨这种“断裂”的原因。这正是作者对生活认识深刻的表现。
那么，陆文婷“断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文婷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底下，在身心两方面的超负荷运转中，产生“断裂”的。虽然她对生活没有任何非分的企求，“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只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她和她的丈夫就感到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可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世，连这样简单的生活要求也达不到了。她经济上是拮据的，月月入不敷出，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陈列橱窗，以及人行道上农民自由出售的稀缺的农副产品，都与她无缘；甚至想买一双白球鞋给孩子也难以办到。而工作的担子又是沉重的。老的老了，走的走了，骨干作用历史地落到了她的身上，甚至为“大官儿”看病，也得由她出场了。于是，“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圆圆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紧张忙碌到这种地步，甚至无法为小女儿扎个小辫儿，系上蝴蝶结；甚至住在北京，却已多年没去北海；甚至天天在医院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医院的院子里还有鸟儿。这样的超负荷运转，即使金属也会疲劳和“断裂”，何况乎人！
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正如刘学尧在“含泪的晚宴”上所说的：
中年、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科技人员身上；工厂的各种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
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
……
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人到中年》通过感人肺腑的艺术描写，提出这个普遍的、严重的、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作品在读者中，尤其在中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是没有缘故的。
然而，我们分析这个中篇小说的主题，还不能仅仅到此为止。粉碎“四人帮”以来，描写中年人的困境的作品，也不鲜见。《人到中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了造成这个普通的社会现象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是很耐人寻味的。
比如焦成思看病。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就得在几净窗明的院长办公室接待他，就得不顾病人的等待，把正在门诊的陆文婷叫来；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便要把最好的医生推荐给他，秦波也可以挑三拣四地进行挑剔；住院前，赵天辉还要特别关照陆文婷做好手术准备；住院后，抽血、透视、做心电图，都可以不用排队。试想想其他病人，比如张老汉和王小，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没有。不要说其他病人，就是陆文婷自己病倒在家里，她丈夫想叫一辆车，打了电话到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有弄到。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堂堂的副部长；而另一个不过是个普通大夫。社会已经习惯根据地位、身份来评价一个人，来决定对一个人的态度了。在有人享受特权的时候，就必然有人的正当利益要受到漠视和践踏。普通中年人的苦恼，并不引起注意和关心，是不奇怪的。
当然，要说对这些普通的人都不关心，那也未必。可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秦波对陆文婷的体质不很放心时，赵天辉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在我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这个赵天辉，身为一院之长，他并不懂得陆文婷一家几口，工资多少，住几间房，却能记得她这几年一直是全勤。显然，他关心的只是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完成任务，却没有关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牺牲；却没有考虑作为一个领导，该提供和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以便让人们能够胜任并愉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严格地说，他不过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的症结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摆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流毒，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忽视和讳言这个问题。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妨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人才的成长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响“四化”进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这个问题揭示了出来，这是它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的地方。这个主题思想的开拓，和表现在作品中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对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讴歌，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二
为了加强主题的尖锐性，作品在展开陆文婷的“断裂”这条主线的同时，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