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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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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1941年10月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发电报,要调少奇同志回中央工作。可少奇同志是华中党、政、军领导核心,既是华中局书记,又是新四军政委、军分会书记,工作安排不好很难离开。所以去延安的事一直拖了好几个月,直到1942年3月才动身。其中最慎重的一件事就是领导班子的安排。少奇同志为此反复考虑,找干部征求意见,向中央请示,最后决定: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并继续代理新四军军长。少奇临走前还专门召集华中局、新四军的负责同志谈话,郑重交待,今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但华中局的领导工作仍依靠陈毅。但少奇同志和饶漱石毕竟有过这么一段工作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所以当饶漱石1953年到中央组织部后挑起事端,少奇同志找他谈话,批评他。但看来饶漱石没有听进去。1953年12月下旬,毛主席准备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临走前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少奇同志提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其他同志都同意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只有高岗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这就把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暴露出来了。1954年2月6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我记得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用热线电话直接联系。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根据毛主席来电指示,少奇和周总理、小平同志一起,找高岗谈话,一方面当面批评他,一方面挽救他。连着谈了两次。也找饶漱石谈了。四中全会后,为了彻底查清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和查证了他们搞阴谋的大量事实。高岗见阴谋败露,大势已去,在东交民巷8号住处自杀。第一次是他自己触电,没有死。第二次是8月17日,他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高岗死后,毛主席亲自草拟电报,将这件事通报苏联。黄峥:1955年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中说:“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党籍并撤销了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王光美:高岗原来经常在家里举办舞会,影响很不好。这种行为在处理高饶事件中遭到了批评。但也提出一个问题:高级干部之间除了开会、工作,能不能比较随意地相处接触呢?这期间也有同志给少奇提意见,说他接触人不够广泛,和同志交往少,干部有重要事才来找他汇报,小事就不来了。少奇很重视这个意见,为此专门找小平同志商量,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提供一个场所,让高级干部们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又能比较随意地接触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小平同志也很同意。这样,就在中南海北侧的文津街建了个干部俱乐部。俱乐部建起来后,小平同志去得多一些,毛主席、周总理都去过,但少奇一直没去。刘少奇、王光美和孩子们在北戴河(1954年8月)。
关于高饶事件(2)
  少奇当选全国人大首任委员长王光美:高饶事件解决后,很快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时间是1954年9月15日。那时还没有人民大会堂,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刘少奇、王光英在怀仁堂。
  有一张少奇和我哥哥光英在一起的照片,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俩在怀仁堂的走廊里说话,记者照下来的。这是惟一一张少奇和光英两人的合影。虽然这前后他们见过几次面,
但都没有合影留念。两人的工作都很忙,每次见面都很仓促,再说那时候人们照相很少,也想不到要留个影什么的。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主席致开幕词,少奇同志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整个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举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黄峥:听说少奇同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有的秘书要称呼他委员长,挨了他的批评?王光美:是有这回事。在我们那里,工作人员之间都是互称同志,对少奇也一样。不管是秘书、炊事员、护士、保姆,平时都是称呼他少奇同志,从不叫他的职务、官衔。1954年少奇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有一天秘书杨俊进少奇办公室报告工作,进门后叫了一声“委员长”。杨秘书以为,党内可以不称职务称同志,“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的正职,应该称职务。杨秘书叫了两声,少奇没有答应,叫到第三声,他不高兴地抬起头来,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这一来,杨俊非常尴尬,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正好在隔壁,听到动静连忙过来,笑着对杨俊说:“你干吗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是叫‘少奇同志’么!”少奇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这件小事一出,后来身边工作人员再也没有人叫他“委员长”了,还像以前一样叫他“少奇同志”。所以在少奇这里,从来都是互称“同志”,不称职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刘少奇、王光美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1954年4月)。
  少奇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在我们党内,只有对三个人可以称职务,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因为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没有必要改,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所以在少奇同志这里,不但对他本人不称职务,对其他领导人也不称职务称同志,如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彭真同志,感到亲切自然。
中共八大前后(1)
  黄峥:光美同志,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有关情况。王光美: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少奇同志在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现在常说,在党的历史上少奇同志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就是指这个报告。七大后,党中央忙于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以后是开国建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十分紧张繁忙,所以到1956年才召开党的
八大,中间隔了11年。1956年9月全国政协礼堂刚刚落成,那时人民大会堂还没有盖,所以八大是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八大的筹备工作在1955年就开始了。中央分工少奇同志负责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为了切实调查清楚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写好政治报告,少奇决定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当时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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