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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4）
毛泽东看望刘少奇、王光美一家（1962年）。
在这几次谈话中，江青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问题。她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特别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
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当时听了江青的话我感到很紧张，文艺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带耳朵听，没敢多说话。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少奇报告了。少奇听后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来处理。”他补充说了一句：“夏衍是经过周总理提议，中央批准调来北京工作的，不用查。”后来江青回到北京，少奇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是通知她到我们家来谈的。江青接到通知很紧张，因为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来谈话。少奇对她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少奇说：“你同光美讲的那是什么呀？以后要注意。”江青在上海也讲到出国穿戴的事。她对我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江青当时是劝我不要戴别针，没说不要戴项链。“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不知怎么的，造反派说江青要我别戴项链我不听，成了一条罪状。
宋庆龄和我们一家的友谊王光美：这里我要特别说到宋庆龄同志对少奇同志和我的关心。我对宋庆龄同志是非常尊敬的。1963年那次我一到上海，就给宋庆龄同志写了封信，告诉她少奇和我将要出访印尼等国，请她从服装、礼仪上给我一些指教。因为我考虑宋庆龄平时接触外宾比较多，也去过印尼，这方面有经验。宋庆龄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让她的秘书隋学方到锦江饭店来看我。她开了一个单子，让隋秘书带着单子来跟我一条一条地说。她想得很细，说那个地方热，室内有空调，但睡觉的时候务必关上空调，有电风扇的地方不要对着吹，否则容易着凉感冒；别吃生冷的东西，以免闹肚子；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的时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跟的鞋。我一条一条地记下来了，很感谢她对我们的关怀。任何人对我们有帮助我总是铭记在心的。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早就互相知道。在20年代的大革命运动中，少奇是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当时就对工人运动给予了道义上、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少奇在皖南事变后就任新四军政委，特地派军医处长沈其震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汇报新四军情况，感谢她为新四军伤病员开展的“两万条毛毯运动”。黄峥：建国后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长期合作共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少奇同志是会长，宋庆龄是第一副会长。1954年少奇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副委员长。1959年少奇同志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是副主席。1965年他们又都连任主席、副主席。王光美：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1951年冬，我陪少奇去南方休养。我们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献了花圈。后来到上海，宋庆龄邀请少奇和我到她家作客，她亲自煮咖啡招待。1957年4月21日，为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我们到上海。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特意去看望了宋庆龄。这一次少奇和她谈了很久。当时中央正在酝酿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少奇真心希望通过整风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很自然地同宋庆龄谈到了中央的设想。少奇对她说：“孙中山先生很伟大，我们都很敬仰他。孙先生的主张之所以没能完全实现，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党。我们共产党汲取了他的教训，注重建设一个好的党。我们现在号召整风，就是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有一个好的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富强起来。”宋庆龄听了很感动，恳切地向少奇提出，希望参加共产党。少奇当即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后来宋庆龄为响应整风号召，也给中央提了意见，写成书面的，但没在报纸上发表。刘少奇、王光美和宋庆龄在上海（1957年4月）。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5）
他俩的这次谈话过程我都在场。为什么我在？因为少奇说话有湖南口音，宋庆龄讲的是上海地方话，但会英语，我在中间起一点翻译作用，有时用英语，有时用普通话。不久，少奇将中央研究的意见转告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有点失望，但表示理解。以后中央对她确实一切按照党员的待遇，党的文件、刊物都发给她，党的重要决策征求她的意见。19
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少奇曾对我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建国后宋庆龄定居上海，60年代搬到北京住。少奇常教育我们家的孩子热爱宋妈妈，让孩子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宋妈妈写信，送自己做的贺年片。宋庆龄也几次请孩子们到她家里，给他们好吃的东西。孩子们给她表演节目，学英语，她特别高兴。宋庆龄几乎每年都要给我的几个孩子写一两封信，送糖果、笔记本。有一次她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宋庆龄对少奇同样很尊重、信任。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半年多，少奇已经被批判、打倒，可宋庆龄还给孩子们寄贺年卡，并给我们送来一本《宋庆龄选集》，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我收到这本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在这本《宋庆龄选集》放在湖南刘少奇纪念馆收藏、展出。“文革”中，我被关在秦城监狱，对少奇和孩子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们也不知道少奇和我的情况。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后，孩子们听说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子女见到了他们关押在狱中的父亲，就给中央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孩子们也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其中就有他们的宋妈妈，请求把他们的信转给党中央、毛主席。别的信不知道，宋庆龄收到信后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作了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一开始专案组找我谈，说孩子们要来见我。我不同意。我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的我怎么能见我的孩子们呢？后来他们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我才同意见。也就是这一天，1972年8月17日，我才知道我日思夜想的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第二天，我见到了离别整整5年的孩子们……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平平想上大学，没有别的办法，想到了宋妈妈，就给宋庆龄写信。宋庆龄很快给孩子们回了信，还送了糖果、笔记本等礼物。她在信中说：你们要努力争取上大学，但要靠自己的本事。宋妈妈的回信给了孩子们很大鼓励，尽管由于她的身份处境不可能直接让孩子们进大学。大学恢复高考后，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都凭自己的本事先后考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