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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80年春节前，我带着孩子们到聂荣臻元帅家看望这位少奇的老战友。聂总抓住我的手，回忆了很多往事。第一件就是八一起义前，他作为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少奇意见。聂老总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聂老总凝视窗外，陷入沉思，仿佛自语：“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我看着这位老元帅，那目光、语气，与“文革”中少奇回忆的表情，那么相像，同样情深。
自1927年，中共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同志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做顽强的斗争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人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刘少奇：《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的信》，1929年7月29日；《刘少奇传》上卷，157页。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承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最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少奇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1964年他同朱理治朱理治，1907年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书记、陕甘边省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倾心交谈时，轻简谈道：
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是让我做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我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也看不出来什么，说送去发表。立三路线打击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5）
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
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
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嘛。你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