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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级军官。主要是日军佐级预备役军官。就聘任伪军职后，各按原军衔提高一级，分别安插在中央陆军训练处，各旅司令部和教导队等。后来这些人官运亨通，在伪军中占据了许多高级军职。当伪师长者，如伪靖安师长藤井达郎，伪兴安师长野村登龟江。当伪军管区司令官者，如伪第6军管区司令官美崎丈平。当伪军校校长者，如伪陆军高等军事学校校长秋山香、小林赣一；伪陆军训练学校校长梅村笃郎；伪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南云亲一郎、山田二郎。当伪治安部次长者，如薄田美朝、涩谷三郎。当伪军事部次长者，如真井鹤吉。
（2）校尉军官。主要来自日军预备役准士官（准尉、兵曹长）、下士官（曹长、军曹）。应聘后先入伪中央陆军训练处接受训练，其中优秀者作为甲种学生接受教育后，分配到部队或军事机关任职。
（3）候补军官。主要来自日军预备役初级士官，多为少尉，有一部分下士官。1932年第1批招聘120名，1933年第2批招聘97名。应聘后先分配到伪军各团当两个月的队附，然后入中央陆军训练处（后来入伪陆军各学校），接受指挥小部队的训练。第1批3个月，第2批11个月。1934年中央陆军训练处又招收300名日本候补军官，训练6个月。结业后，根据每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分别授予伪上尉，中尉、少尉军衔，分配到基层直接指挥部队。
伪军中的日本军官（包括少数文职人员），1933年时包括顾问、教官在内有350人左右；1934年急增到1800名，占伪军兵员总数79万人的2％还多；到1941年增至约8000名，约占伪军总数的10％。这样从伪军中央到基层部队，形成了庞大的“日系军官网”，关东军主要是通过他们来控制伪军。5“培养”中国人
为了控制伪军，除依靠日本军官外，还成立了各类军事学校，以培养可供日本军官驱使的中国人伪军官。
最早的伪军事训练机关，是1932年10月成立的伪军政部参谋司所属的中央陆军训练处，1940年改为陆军训练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和日本人军官候补生和军官学生。总共训练中国人军官候补生1970人，日本人军官候补生1610人；军官学生数百人。
1939年3月，成立了伪陆军军官学校。分为预科和本科。预科2年，本科1年又8个月。预科结业后，到伪军部队（日本人和朝鲜人学生到关东军）做队附勤务6个月。本科毕业后，到伪军（日本、朝鲜学生到关东军）做见习军官4个月，然后，任少尉分配到部队。1939～1945年共招收新生7期，至1945年3月毕业3期，共800人，其中中国人450人，日本人350人。这是日伪自己培养出来的伪军骨干。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校生为1450人，其中本科生720人，预科生730人。
为了培养蒙族（“蒙系”）伪军官，1933年在郑家屯成立了伪兴安军官学校，1940年改为陆军兴安学校。也分为预科和本科。前后共毕业9期，约320人，约占“蒙系”伪军官的60％。
1943年10月成立了伪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学生是由各军管区和军事机关中选出来的上尉至中校级伪军官，经考试入学。共办2期，每期30人，其中日本军官20人左右，汉族伪军官7、8人，蒙族伪军官2、3人，第2期学生中有朝鲜族伪军官1人。学习一年，毕业后派到各军管区中任参谋。
1933年以后，还每年选派一些伪军官和后来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结业生，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专业学校留学，其中包括溥仪的弟弟溥杰、伪第7（后转第5）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伪第11军管区司令官郭若霖等人。
此外，还先后设有伪陆军军需学校、伪陆军飞行学校、伪陆军通信学校、伪陆军汽车学校、伪陆军兽医学校、伪铁路警护学校，培养各种专业伪军官。6通过伪宪兵控制伪军
1935年3月，正式成立伪宪兵司令部。1939年5月，改为宪兵总团司令部。在每个军管区中都设有宪兵团。伪宪兵的任务主要有2项：一是充当军事警察，二是镇压人民。所谓军事警察，不仅仅是维护军容风纪，更重要的是监视伪军，特别是伪军官的思想和行动。这也是关东军控制伪军的手段之一。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伪满军的任务
伪满军作为关东军控制下的傀儡军，其任务就是为日军做鹰犬，当帮凶，为虎作伥；而侵略者则美其名曰为日军的“辅助成分”。根据日本军部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的规定，伪军的任务基本可以分为四项：“维持治安”；“国防警备”；“外征”和特殊任务。
一“维持治安”
所谓“维持治安”，就是围剿抗日武装力量。这是伪军的主要任务。但总的说，围剿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关东军，伪军还是辅助力量。
伪军围剿抗日武装，主要有三种情况：
（1）作为附庸参加日军对抗日武装的进攻和围剿。
（2）维持伪警备区内的所谓“治安”，即讨伐管界内的抗日武装。规模大小不等，分别由伪军管区、地区司令部和驻地伪军组织实施。
（3）增强和协同外省区讨伐。主要是对抗日武装力量较强，活动频繁而伪军兵力不足的东边道、三江地区和热河（各时期有所不同）。
二“国防警备”
国防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本权力之一。早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在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制定的《解决满蒙问题策略案》中指出：新政权的“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管”。
在《溥仪致本庄函》中表示：“弊国今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均委诸于贵国。”本庄于5月12日回信表示承诺。这样，伪满政权便把国防大权拱手交给了关东军。
对于伪满的国防，在1932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关于满洲国国防之件》中认为：“满蒙”是日本“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满洲国的国防与帝国在满蒙的国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两者几乎可以视为同义”。同年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也约定，“两国共同担负（伪满）国家的防御”。所以伪满的所谓国防，表面上由“日满”两国共同负担，实际上是日本国防的延伸和扩展，完全由关东军负责，伪军不过是“辅助成分”而已。
尽管是“辅助力量”，仍在邻接苏联和外蒙边境的各伪军管区所辖的伪间岛、牡丹江、三江、东安、黑河、兴安等省区，伪军都负有所谓“警备国境线”的任务。
1938年以后，伪军还先后建立了6个师、旅，专门担负“国防警备”任务。此外，边境地区还设有若干由伪军和伪警组成的国境监视队。
1935年以后，在中苏、中蒙边界上发生多起所谓“边境纠纷”，伪军大多参加了。主要有：1935年1月哈尔哈庙事件，同年12的奥拉霍德加事件，1936年3月的长岭子事件，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1939年5月的东安镇事件等。
1939年6～9月，伪兴安北警备军的兴安师、伪第3军管区所属独1旅（ 旅长石兰斌，故称石兰支队）、伪第1军管区的铃木支队、伪第8军管区第8教导队的炮兵连等部队，参加了诺门坎战役。
1944年6～9月，美机3次空袭鞍山，12月2次空袭沈阳。伪高射炮队和飞行队，在关东军指挥下参加了鞍山、沈阳地区的防空作战。
三“外征”
所谓“外征”，主要是指伪军越出伪满国境入侵华北的作战行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 同时命令伪军也组成热河支队、兴安南军和石兰支队随之入侵冀察晋。在此期间伪靖安军司令、热河支队长藤井重郎在黑鞑营子西侧高地察看地形时，被第1机枪连班长李玉峰击毙。
1938年6月，伪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甘珠尔扎布，以兴安骑兵第2、第5 两团组成甘支队，进入密云、平谷、蓟县；为日军做帮凶，与八路军为敌。12月返回原驻地。
1945年1月，伪铁石部队侵入冀东。其步兵旅（铁血部队） 负责警备唐山至滦县的铁路及对铁路以北山岳地带的“治安肃正”；骑兵旅（铁心部队）负责铁路以南平原地区的“治安肃正”，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5年3月，伪铁华部队侵入唐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