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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国主义便企图乘中国混乱，使他们的殖民权益永久化。武昌起义后10多天，日本西园寺内阁就决定了乘中国混乱之机，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首要的课题就是延长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和旅大租借地等殖民权益的期限。
在1913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对华外交方针中，提出以南满所有的铁路及满洲和内蒙古的权益为基干，不仅满铁本线，而且所有支线，都要由日本永久掌握经营权，因此必须抓住时机与中国交涉，延长其租借期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认为此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机会，确立对东洋之权利。于是，日本以英日同盟为招牌，对德宣战，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等地的权益侵吞。进而日本认为确立它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和“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时机到来了。1914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二十一条”对华要求，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正式提出。其中有关“满蒙权益”的要求集中在第二号，主要内容是，将旅大租借地并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均展至99年为期；及其他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73～77页。此后，中日交涉数月，20余次，至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9日袁世凯屈服，25日签订了有关山东、福建、满蒙等大量权益的两个条约及13件换文。在《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相关换文中，规定南满铁路等展限99年，这等于宣布日本要永远占有这些权益，是“满蒙权益”永久化的重要表现。此外，有关铁路的权益还有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南满与东蒙铁路借款和税课抵押借款优先权等等。
这样，日本通过1913年的“满蒙五路换文”，获取了满蒙铁路新权益，而“二十一条”则侧重于满蒙权益永久化。两者相辅相成，使以满铁为主导形式的日本对中国东北及内蒙的侵略大大推进了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战”，欧美无暇东顾，是造成日本如此猖狂的原因之一。但是，“二十一条”之签订，仍然引起了英美的极大关注，并使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加大。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英美强烈反对“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了所谓“第五号要求”。
4“满蒙四路”与“满鲜统一”政策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袁世凯企图依靠日本推行帝制，但复辟不得人心，反袁运动兴起。日本也见风使舵，转向支持倒袁，并在东北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企图侵占东北，但又遭到失败。日本大隈内阁一片狼藉，终于倒台。继之，1916年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针对大隈内阁露骨的侵华政策，寺内改变策略方针，决定采取从财政上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寺内的股肱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将这种政策比作“菊分根”，意即日本利用“一战”中捞取的大量资本，以秘密政治借款方式提供给北洋政府，从而获得更大的在华权益。“西原借款”就是这种政策最突出的产物。在这笔以经办人西原龟三而得名的庞大借款中，涉及东北权益者，主要有吉会铁路垫款，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满蒙四铁路借款等。
日本寺内政府与中国段祺瑞政府，最先达成的铁路交易是，1917年10月签订的“吉长铁路借款续约”，这在“二十一条”中已经有所规定。接着，1918年6月，中日签订《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后述），日本为实现“满鲜联络铁路第二通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9月，在寺内政府临近垮台之前，先由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即满铁首任总裁）签订了“满蒙四铁路换文”，后又签订了《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所谓“满蒙四铁路”是指，①开吉线，开原——海龙——吉林；②长洮线，长春——洮南；③洮热线，洮南——热河；④洮热路某一点到达某海港的铁路。这四条铁路是日本满蒙铁路计划的重要发展，即对1913年“满蒙五路换文”的扩充和确认。原“满蒙五路”中，只有四洮路的一部分四郑路已经修建，其余四路尚未订立合同。而这次的“满蒙四路”在重申和确认原“满蒙五路”的基础上，新增了从洮热路之一点至某海港间的铁路，表明日本欲把铁路权益向辽西扩展，并为掠夺内蒙资源，寻求新的出海口。后来因段祺瑞政府垮台，正式合同未能签订。而且“满蒙四路”垫款，是以“西原借款”为形式的日本垄断财阀借款之一，引起了英美的强烈抗议。1920年10月，由英法美日组成的新四国借款团成立时，日本不得不把“满蒙四路”中的洮热线和洮热路一点至某海港铁路的借款权转让给新四国借款团。
与上述以铁路为核心的满蒙权益扩大化政策相适应，寺内政府调整大陆政策，推出了“满鲜统一”的新政策。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强化以满铁为主导的日本在东北亚的殖民侵略体系。其重点是统一“在满”机关，解决所谓“三头政治”问题。如前所述，早在满铁设立之时，儿玉和后藤就主张在中国东北实行“满铁一元化”的殖民体系，并将鲜铁划入满铁经营范围，企图同时推进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殖民地化进程。但由于日本政界意见不一，未能实现，而形成了关东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的三头政治殖民体系。后来随着安奉铁路和鸭绿江桥的修成，形成了“日满鲜满联络通道”，即从日本过海峡与朝鲜釜山联接，再通过朝鲜半岛纵贯铁路，越过鸭绿江，经安奉铁路到达南满中心奉天，使“满鲜一体化”的重要性突出起来。但是，满铁主张坚持大连中心主义的经营方针，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强化阪神、大连港、长大线的运输网，对“满鲜一体化”没有重视起来。然而到“一战”前后，满铁进入了中村雄次郎时代，再次出现了“满鲜统一化”倾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所谓“三线”（日本国铁、满铁、鲜铁）联运问题，最积极的策动者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1913年寺内提出了三线联运统一方案，其重点是强化朝鲜铁路与安奉铁路的联络运输，寺内企图将在朝鲜的日本资本打入满洲，由朝鲜市场来推动满洲市场。
当寺内上台组阁后，便积极展开“满鲜统一”政策。首先，统一殖民地行政，在日本中央政府新设拓殖局，统一掌握殖民地行政；在东北，指令关东都督统掌满铁业务，满铁不设总裁，改设理事长秉承都督之命执行业务。领事业务设特别任用制度，使之与都督和满铁相协调。其次，加强在东北的金融力量，使东洋拓殖会社在奉天开设支店，总揽在东北的日本不动产金融业务；使朝鲜银行增设分行和营业所，成为专门的商业金融机构。再次，由上述两点作为保证，实现满鲜铁路统一化。寺内沿袭满铁设立之初的国营化方案，提出由政府与满铁订立协定的方式，实行满鲜铁路及附属事业的委托经营，使满铁在职能上作为国家在殖民地的铁路管理机关，在奉天设立铁道厅，在东北和朝鲜分设铁路管理局，确立以铁路为核心的“满鲜统一化”殖民体系。
但是，寺内的“满鲜统一化”政策，受到日本政府中稳健派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矛盾的激化，不赞成以满铁为主导形式的“满鲜统一”。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确定了满铁委托经营案。1917年7月，日本政府以敕令第90号宣布，以满铁与朝鲜总督府缔结委托契约的形式，将朝鲜总督所辖的朝鲜铁路的一切业务转由满铁委托经营。一直到1925年，满铁才将委托经营权交还给朝鲜总督府。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满铁在委托经营的7年多时间里，虽然取得了3800万日元的总收益，但按照契约中必须确保朝鲜总督府投资6％的利润的规定，反而要拿出230万日元，向总督府上缴4070万日元的缴纳金，满铁等于做了亏本的买卖。但是，由于满铁委托经营的实质，在于强化侵略的大陆政策的整体效益，所以让满铁做出一点牺牲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在满铁委托经营期间，修建了朝鲜北部的咸镜、京元和南部的湖南铁路，并增强了釜山港的运转能力，使“朝鲜联络通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这期间又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满铁的委托经营在保证军事运输上发挥了极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