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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张日勾结更为密切起来。张作霖对其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十分理解”，愿意“与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日本外务省档案》MT117。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曾任满铁首任总裁），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氏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日本能“利用张氏”，则日本在“满洲”就可以“为所欲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第55页。这段话对张日关系说得非常明白了。
此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逼走握有部分奉天军权的冯德麟，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于黑龙江省内乱之中夺取了黑省军政大权。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遂成为东北王。在此期间，日本还几次从朝鲜银行给张作霖贷款，在财政上援助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东北之后，又企图问鼎中原，争霸全中国。为此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数次进军关内，穷兵黩武，进行军阀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通过支持奉系军阀的武力扩张，达到攫取“满蒙”权益，控制中国的目的。
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发生冲突，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来。于是奉张企图依靠日本争霸中原。1920年9月，张作霖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想出中原，成大事，如不得到日本更大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恳请日本给予大力援助。为此，张派于冲汉为特使赴日，往访原敬首相等日本首脑。日本政府遂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必须使张放心，并给予相当的待遇”。原敬首相在其日记中写道：“其实，张虽欲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其势力，而我欲于东三省发展，亦必须对张优待，此乃双方利益不期谐和之事也”。《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这是对张日相互利用关系的极好注释。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决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524页。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长辛店，马厂等地激战7天，结果奉军大败，退回关外。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然而，张作霖虽然兵败，但实力犹存，特别是有日本的撑腰，张作霖竟宣布东北“自治”，仍然割据东北。并整军备战，企图东山再起。对此，日本对奉张给予了极大支持，除供给大批军火外，日本还帮助张作霖扩建奉天兵工厂，增派军事顾问，协助训练军队。日本政府在1924年5月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强调，“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62页。
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经过两年整备，决心与直系决一雌雄。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日本施尽伎俩支持奉张，不仅在军事方面派出军事顾问团指挥奉军作战，供应武器弹药，出动军舰到秦皇岛，伺机干涉，而且通过军事间谍策划倒直联盟。在日本军部的撺掇下，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军迅即瓦解。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不久，张作霖进入北京，拥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势力扩展到了华北，进而伸展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但是，奉张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并且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反对革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些军阀也乘势发起反奉战争。这种局势导致奉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了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加入奉军，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为奉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1925年11月，郭对张作霖镇压革命，穷兵黩武极为不满，与冯玉祥订“合作密约”七条，举兵反奉。郭军很快攻占了锦州，兵刃直指奉天。当时奉军大部都在关内，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奉张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张作霖便向日本求救。日本“在满”各机关认为，郭军举事使“满洲受到赤祸威胁”，并有破坏日本“满蒙”权益之虞，主张“援助陷于困境之张作霖，使之东山再起”。参见满铁档案：“总体部3083卷”。12月上旬，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做适当配置”，实行武力干涉。于是，关东军一面发出警告，禁止两军在南满铁路沿线附近作战，以阻止郭军进攻；一面派出浦澄江大佐等人，向郭军提出所谓“援助”条件，企图诱使郭松龄承认奉张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遭到郭的拒绝，关东军遂调动部队向奉天集中。不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增兵“满洲”的决定，从日本和朝鲜增派部队进入东北。当郭军进抵奉天附近时，省城已由日军把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和支持下，张作霖得到喘息，调来援军，在巨流河会战中，郭军兵败，郭松龄夫妇被俘，惨遭杀害。
上述事实表明，张作霖的崛起及其发展，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作为回报，日本则利用张氏权力攫取了许多权益。在铁路方面，1922年张作霖批准日商在吉林省合办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江）铁路。1925年张作霖实际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满铁签订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这两条铁路是日本长期策划的“满鲜联络第二通道”重要线路吉会（吉林至会宁）路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924年奉日签署了《洮昂铁路承造合同》，使日本势力伸向了黑龙江省。在矿业方面，1916年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满铁资金成立了中日合办“振兴铁矿公司”，使日本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铁矿。由日本大仓财阀控股的本溪铁矿，得到了张作霖允许减税的好处。在“土地商租权”方面，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了该项权益，但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未予承认。而张作霖却在1917年以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名义发布“训令”（《奉天省长公署训令》第306号），承认该项权益。此外，张作霖还聘用日本军人为军事顾问，至皇姑屯事件止，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达10多人参见陶尚铭《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日本顾问是日、张勾结的重要纽带。
张作霖在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同时，还镇压反日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当然也包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斗争高潮，张作霖对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派出军警监视学生，限制其行动自由。对此日本深表感激。常城：《张作霖》第78页。1920年在延边地区发生了“珲春事件”，中朝人民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鲜军队出动；进入珲春地区进行镇压。张作霖不但不制止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还派兵协助日本进行镇压。这些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卖国求荣，为日本效劳的丑恶嘴脸。
当然，张作霖作为一个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是由其本性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但这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变。还不能说张作霖是完全死心塌地依赖于日本，当他势力较弱或出现危机时，他会极力讨好日本，而当他羽毛丰满，势力强大起来；就不那么听话了。概括地说，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张作霖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日本企图利用张作霖扩大“满蒙”权益，控制中国。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妥协，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总的来说，在20年代中期以前，张作霖对日本投靠的一面较多，从1924年张作霖第二次入关以后，随着其势力的增强，不能不考虑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不愿听任日本的摆布，张日之间的裂痕扩大起来。而日本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法西斯化的侵略倾向日益严重，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