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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除掉张作霖。河本得知这一情况，认为“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不无疑问”，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河本认为：“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指奉系军阀）就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如果不以清算二十年来总账之决心来对待，满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所谓“二十年总账”概指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的“中日悬案”。所谓“满蒙问题”是指与我国东北地区（民国初年主要包括辽、吉、黑、热四省）有关的诸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此外还有东北铁路、商租权、移民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解决所谓沉积“二十年总账”的“满蒙问题”是谋杀张作霖的根本目的。
于是，河本立既着手制订暗杀计划。暗杀地点最初选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经侦察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后经多方研究，最后选定沈阳城西北的“三洞桥”。暗杀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在铁轨上安置脱轨器，造成列车脱轨，组织“拨力队”袭击列车。二是用炸药炸车。为了“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河本选择以第二个方案为主，第一个方案为辅。接着，河本把负责“三洞桥”地区守备任务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找来，布置实施方案，命菅野工兵中佐负责准备电气工具和炸药，派神田大尉和桐野中尉协助实施《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至5月底，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张作霖闯入“必死之阵”。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时间，河本除派竹下去北京侦探外，还在京奉线沿途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派出石野芳男、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等密探，使用军用电话与关东军参谋部联络。为了混淆视听、嫁祸于人，河本还自作聪明地导演了一出“南方便衣队”的戏。他通过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骗来三个中国游民，其中一人觉得不妙，中途侥幸逃跑。其余二人被带到“三洞桥”，刺杀现场附近。据事后调查，二人各持有俄国制炸弹一个，衣袋中查出密信三封，内容暗示他们要在东北举事。河本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反倒弄巧成拙，败露了马脚。
6月初，张作霖不甘心情愿地发表了“出关通电”，于3日离京返奉，当他以为已安全到达家门口时，不曾想却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6月4日凌晨，河本得到张作霖即将到达奉天的准确消息，亲自坐镇设在东拓大楼内的临时关东军司令部，密切注视着“三洞桥”方面的动静。5时23分终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河本心喜若狂，后来回忆说：“随着轰燃的爆炸声，黑烟腾空飞起200米，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了，这可怕的黑烟和爆裂声，令人毛骨悚然。”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据当事人张作霖的随从温守善回忆：“火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黑龙江省督办）和我。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外的晨光和庄稼，边看边谈。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烟尘滚滚，沙石纷飞，把车箱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1～162页。关于被炸情形，据事后调查报告，张作霖所乘列车共计20辆，由机关车算起第9～12辆共4辆被炸毁。“第10辆大包车系大元帅、吴督办、仪我（也写作仪峨）顾问等所乘，车身几乎全部毁坏，仅剩前方门及门框并框侧木板，而后方脱落一轴，二轮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北首铁桥完全坠落，其栏杆正压在饭车右侧，其副桥则坠落于其南首。副桥之南端炸有大形洞二处，口径均逾尺”。报告判断：“足证药性之猛，用药之多，决非手腕之力所可抛掷，必系预先装置”。档案：《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4683/842》。
2皇姑屯事件评析
这样一个凶狠而阴险的阴谋，有人说是河本大作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仅仅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河本大作在1953年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认了策划皇姑屯事件的阴谋罪行，另一方面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图……我认为……我选定……”等一连串的“我”来供述，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装出一副“唯我独行”的样子。现在的日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皇姑屯事件是河本大作的个人独断行为。或者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以河本为主谋的关东军的独断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也是不够准确的。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于6月12日发表声明，诬称爆炸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所为，但侥幸逃跑的那个人已被东北当局控制，说出了事实真相。东北当局又根据现场调查及事前的种种可疑现象，已判明爆炸是关东军干的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岩波书店，1950，第22页。。只是为了稳定局势，才未予公开。
另一方面各种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所谓“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轩然大波，甚至触及了最高统治者昭和天皇，并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路人皆知”的重大事件，最后对肇事者未作严厉处置，仅以“警备疏忽”为由，给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河本等人行政处分而了结。对外未予公开，使之成了一段历史之谜。直到战后才真相大白。十分明显他们是在袒护凶犯，掩盖罪行。
对于这个问题，从当时昭和天皇异乎寻常的表现，就可以看得更为明白。据近年来一些新史料披露，关于皇姑屯事件，田中曾两次上奏天皇。第一次是1928年12月，上奏说：“关于张作霖被炸事件，窃以为似乎我帝国陆军军人中，于某种程度上有其事件元凶之嫌疑，目前正责令陆军大臣调查”。田中腹案打算将河本交军法会议，从严处理。可是，1929年6月第二次上奏时，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奏曰：“鉴于事件发生于关东军守备区域，乃进行慎重调查，然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一无所获，于我军部军人中亦未确认出与之有关者。……鉴于无重大影响波及他者，故依行政处分，匡正军纪。”《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1～34页。天皇听了顿时震怒道：“此话与上次所言迥异……这不是有违前言吗？你提出辞呈吧！”《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田中终于灰溜溜地下台了。由于天皇发言而导致内阁垮台，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天皇为何如此愤怒呢？有人说是“触抚了天皇的逆麟”，天皇自己则解释说是“由于年轻气盛”。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真的触抚了什么“逆麟”？天皇虽然表面上训斥了田中，但却于翌日立即批准了回避公开事实真相不做严厉处分的方针。可见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如果公开真相，“召开军法会议进行审判，河本将把日本的计划全部暴露出来”《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怒斥田中不过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或许美国人的看法更为直观，称昭和天皇是“一个可怕的战争魁首”，“一个搞阴谋的领袖”。皇姑屯事件正是天皇指使其亲信的“陆军党羽”干的〔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84。
天皇究竟“知情”多深？姑且不论。而他亲统的“陆军党羽”是完全知晓的。据最新资料表明，事件一个月之前的4月27日，河本曾写信给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荒木贞夫（后成为日本军中法西斯“皇道派”首领）和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