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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实行帝制后，于1934年10月公布了新的《省官制》，原地方公署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而成了伪中央与县旗间的中间机关。一些地方实力派的伪省长之职也被解除，并将省细分化，即将原4省划分为14省，以关东军信任的汉奸充任省长。通过新省制，伪满加强了中央集权。
1937年伪满进行行政改革时，地方行政机构也做了较大的变动。在原有的14个省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伪通化、牡丹江两省，以及安东、抚顺等10个普通市。而后又增设了伪北安省、东安省和四平省，以及阜新、海拉尔两个普通市，至此，伪满地方行政机构由19个省、1个特别市、17个普通市组成。在这次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在各地方机构推行了次长制，原总务厅（司）长一律改为省次长、副县长、副市长等，这些职位仍由日本官吏担任，把持着各地方行政的实权。
伪满行政机构虽经几次整顿、改组，但目的仍是为了巩固和完善法西斯殖民统治。随着日本殖民统治体系的形成，伪满政权的中央集权性也不断得到加强，伪满的傀儡化也日趋加深了。
三关东军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国民组织化”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独裁。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独裁，就是由法西斯政治集团垄断国家政治权力，实行法西斯统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国民组织化”。即法西斯通过由其操纵和控制的各种“国民团体”，强行将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纳入到法西斯统治体系之中，对人民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这一点日本法西斯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日本国内到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都广泛地推行了“国民组织化”。可以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所实行的法西斯“国民组织化”是最为典型的。其中由关东军一手炮制和操纵的伪满协和会，是最突出的代表。它作为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的别动队，在日本法西斯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之前，在东北就有“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日本民间法西斯团体，他们与关东军勾结密切，大力鼓吹“满蒙危机”，支持发动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人成为关东军制造伪满政权的最得力的干将。伪满政权建立前后，虽然关东军倾注全力镇压抗日武装斗争，但抗日烽火仍然如火如荼。这使关东军认识到，单靠军事力量根本无法维持其殖民统治。于是，关东军决定利用民间法西斯，推行“国民组织化”政策，通过宣传以所谓“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为核心的思想战，来保证其法西斯殖民统治。
伪满政权刚一成立，在关东军的石原莞尔等人的支持下，“满洲青年联盟”骨干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召集一批汉奸，筹建协和党，制订了以“协和主义”取代和打破“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实现满洲现住民之协和”，“确立国家统制经济”等为目标的建党纲领。4月初，山口、小泽以及汉奸于静远、阮振铎等人，在沈阳成立了协和党。不久，关东军就承认了该党的“合法性”，并命伪满政府拨款支持。但是，关东军不能允许任何脱离于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的存在，而且对“党”这种带有民主意味的称呼有所忌讳。于是，关东军决定改组协和党，使之成为辅助伪政权的组织。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指导下，以协和党为基础创立了协和会。1932年7月该会在伪都新京成立，关东军司令官、伪执政溥仪等日伪首脑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推举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伪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任名誉顾问。其骨干都是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以及原自治指导部的成员。并拉拢了一些汉奸以示“协和”。大会发表了协和会《成立宣言》和《纲领》，宣称成立协和会的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宣扬“王道政治”，实现“民族协和”。并标榜该会的宗旨是，以“融合民族感情”和“共存共荣”为出发点，铲除“军阀余毒”，肃清“赤化思想”，辅助“政府建国”，以及“振兴农业”，“改革产业”等等。《宣言》和《纲领》的词句虽然冠冕堂皇，但其实质是为日本关东军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涂脂抹粉，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以巩固法西斯殖民统治。
那么协和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与伪满政权是什么关系呢？
协和会成立伊始，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就对其进行了定性，溥仪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发布了《训词》和《敕令》，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建立协和会是为了进行思想统治。关东军也表示协和会是“国家机构的团体”。但是，在协和会成立初期，由于吸收许多地方实力派入会，曾与伪满地方政府产生了某种对抗，引起了关东军的不安。因此，1934年9月，关东军对协和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接替山口重次兼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其他首脑人员也几乎由伪满政府中的日本官吏充任。通过这次改组，协和会日益变为“准政府机关”的组织，走向与伪满政府的一体化。经过几年的试验，关东军认为以协和会作为组织工具，是推行法西斯“国民组织化”的有效方式。于是不断加强协和会的建设，到1936年出现了所谓“大跃进时期”。是年7月在关东军的主导下，协和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重新制定了《纲领》、《章程》和工作方针，确认协和会是“惟一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接着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的声明，对协和会的性质及与伪满政权的关系做了定论。文中指出：协和会是体现和维护“建国精神”的进行思想教化的政治实践组织，它“并非政府之从属机关，亦非对立机构，乃政府精神之母体”。即如阪谷希一所比喻的那样，伪满洲国好比一件衣服，伪满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两相结合而成为一件夹衣。经过这次改组，协和会发展迅速，1936年时有分会1800个，会员数37万，翌年就猛增到分会数2607个，会员数81万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伪满政权被纳入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体制之中，为进行“总体战”的需要，关东军加快通过协和会进行“国民组织化”的步伐。1937～1938年协和会进行了第三次改组，谋求把协和会真正变为“全体国民”的组织，拓展了吸收会员的广度，并改变原来的按职业和阶层建立分会的原则，规定以地区和岗位建立分会，开展活动，使协和会的活动更加广泛。
到1940年底，随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关东军在东北推行的“国民组织化”运动也更加深入。从1940年底到1941年4月，协和会又进行了第四次改组，重点是彻底实现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二位一体制”。通过这次改组，协和会各层次的头目均由伪政权相应首脑兼任，使伪政权各级官吏获得了“国民动员指导者”的资格，协和会完全成了“官民一体”的机构，从而实现了“举国一致”的体制，到1942年5月，协和会的分会数达到4298个，会员数为289万人。关东军推行的“国民组织化”基本得已完成。
协和会作为与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的政治组织，其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国民组织化”运动，把伪满政权的所谓“国政”贯彻到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宣德达情”等活动方式，维护日伪统治，这是日本法西斯推行殖民地化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特征。
协和会在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宣扬建国精神”、“实行王道政治”、“促进民族协和”的任务。其根本点就是要把东北人民变为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顺服臣民”。所谓“建国精神”，就是强迫人民接受伪满建国的“合法性”；所谓“王道政治”，就是以君主立宪装饰门面，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治国论”作招牌，实则实行法西斯政治独裁；所谓“民族协和”，就是强迫东北人民承认“日本是优等民族”，并服从其领导。为完成上述任务，其根本方式就是所谓的“宣德达情”。按照协和会骨干小山贞知的解释，“宣德达情”不是简单的上意下达，下意上达，“宣德就是宣扬帝德，而达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