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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于1943年建立了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训基地——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一个谋略队和四个谍报班。1945年3月解散的临时航空队并归到一面坡训练所，使该部队成为最主要的间谍培训机构。最后与关东军一起败亡。情报部教育队（第471部队）是专门培训野战情报人员的机构，于1944年7月成立，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军官学员班，第2期学员未及毕业就遭至败亡。三关东军侵华“谋略”述要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谋略部队，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自1919年正式成立以来，作为关东军有力的“羽翼部队”，通过密如蛛网的间谍据点，以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心是所谓“对满”工作，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指导下，主要通过奉天特务机关和日本顾问两个渠道，相互配合地展开阴谋侵略的特务活动。
1925年郭奉战争期间，当郭松龄举兵进逼奉天，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认为必须“扶张抑郭”，遂派参谋长斋藤前往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与张密商，斋藤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张作霖政权，要求张出卖东北权益。参见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正是由于关东军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张作霖政权起死回生。
1927年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侵略扩张的新攻势。关东军作为侵华急先锋，积极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特务机关是积极参与者。其一，所谓“南方便衣队”就是通过特务机关找来的，企图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事发后，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为其遮掩，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其二，事件发生后，特务机关在奉天城内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为关东军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其三，特务机关暗中支持日本退役军人荒木（中国名黄慕），在东北军中组建所谓“模范队”，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内应。
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又将“谋略”矛头指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一方面对张学良威逼和引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出马恫吓，而日本顾问土肥原别有用心地写了一个叫“王道论”的东西臼井胜美等：《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44～45页。；劝诱张学良当“满洲皇帝”，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特务机关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政要的关系，企图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这是发生“杨常事件”的一个原因。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新阴谋。除在军事上加紧准备之外，在政治谋略方面更为猖狂。其一，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案》《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第78页。；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运用谋略创造解决“满蒙”问题之机会。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进而制订了《蒙古独立计划》和《间岛独立计划》等。其二，军事间谍活动更加频繁。从1929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一面考察战略要地，收集军事情报；一面为发动战争进行演练。另外还派出大批军事间谍，深入边境禁区刺探情报。中村事件就是最为突出的军事间谍案。案发后，关东军又将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口实。其三，为将东北军主力牵制于关内，削弱东北的防务力量，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密谋，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策动阎锡山、石友三叛乱。阎锡山在关东军的怂恿下，从蛰居地大连秘密返回山西伪满史料丛书《“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104页。；但其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石友三则在土肥原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虽很快被东北军击溃，但迫使东北军增调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军部达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傀儡政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间谍特务活动。其一，日本通过长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见利忘义，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变后经不住刺刀威逼或高官厚禄引诱变节投敌。如熙洽、张景惠等人。其二，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打着“民众自愿”的旗号，在占领地建立“维持会”，其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或指导员手中。这是关东军控制地方政权的重要形式。其三，溥仪成为伪满傀儡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关东军阴谋活动的结果。事变后关东军研究认为，溥仪是未来东北新政权首脑的最为适任者，于是在土肥原的主谋策划下，关东军将溥仪蒙骗、挟持到了东北，然后逼其就范于关东军的“儿皇帝”。其四，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都有特务谋略活动的紧密配合。如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过程中，就设立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派遣林义秀出任机关长，担负劝降马占山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也几次前往哈尔滨等地，开展对马占山的工作。马占山一度降日，板垣曾自鸣得意。
伪满政权建立后，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构成镇压“反满抗日”的两把主要屠刀。如果说宪兵队是明目张胆的刽子手，那么特务机关就是乔装打扮的屠夫。伪满政权的镇压机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日系”和“满系”，基本上是“日系”指挥和控制“满系”。在特务系统中，与关东军特务机关相对应，在伪满政权内部设有保安局等特务机构和组织。保安局在业务上受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与监督，其成员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并被赋予“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的特权。因此特务机关的罪恶就显得更为隐蔽和无法无天。如1939年伪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谓“苏联间谍”名义，将两名中国人秘密杀害于松花江上。在1941年日伪制造的“三肇惨案”中，伪滨江保安局将抗联领导下的5名农民秘密毒死。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702、674页。保安局还在各地设有秘密监狱，如长春的“东亚寮”、“东兴寮”，哈尔滨的“松花塾”，奉天的“敷岛寮”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惨死在特务机关的屠刀之下。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积极参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犯。在731部队进行实验用的“马路大”中，有许多苏联人和蒙古人就是从特务机关所属的“保护院”转运来的。据曾任“保护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称：1945年内被分批遣送到那里（731部队）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154页。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的恶魔，而且还将黑手伸向内地，远至西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为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政权的出笼，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主谋策划下，由日本军事间谍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变”。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对华北和内蒙虎视眈眈，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展所谓“华北工作”。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订了分离华北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日本侵略者或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造成华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汉奸叛乱，如制造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断挑起事端，逼中国方面就范，如“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日本通过上述各种谋略工作，迫使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使华北成为“灰色”地区。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展开侵略。对于内蒙，关东军也早有侵略野心。
纵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历史，我们认为：
第一；间谍、谋略、特务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
第二；关东军特务机关作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间谍机关，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相适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