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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
《史通》
（唐）刘知几（66～721）
四部丛刊影印本。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专著。该书以史评为中心，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料鉴别以及修史语言文字等，对前代史书编写作了系统的总结与评论，见解中肯，多所贡献。
刘知几将前人提出的才学识三者结合起来，要求史识上分清善恶，史学上辨别真伪，史才上朴直不华，尤其强调史识。主张史家要敢于实录直书，还为主摆脱权贵干涉，独立修史。
《史通》奠定了史学批判的基础，制定了史学史以及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和方法，影响了郑樵、章学诚等一大批人。刘知几关于史书创作的某些主张，
如推崇真实反映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文章，反对华靡文风，反对语言上的贵古贱今等，对于开创文学新风也有重要意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1738～1801）
中华书局1985 年校注本，叶瑛校注。
章学诚，相貌奇丑，天赋鲁钝，并且体弱多病。但是在父亲的薰陶和培养下，他自幼喜爱学习，尤好史学。终于成为与刘知几比肩齐名的两大史评家之一。章学诚终生未仕、一生困顿不堪，在为生活奔忙中仍勤于历史研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文史通义》是由120 多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章学诚有关学术尤其是史学的重要观点基本上都包罗在其中。这本书在中国学术上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成就。它主张史学必须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和烦琐考据，又详细阐发了“六经皆史”的思想。在刘知几史学“三长”（才、学、识）论基础上，更强调“史德”。突出了方志的史学性质，创立了系统的修志理论和义例。对学术源流、文字流变、文章得失等亦有独到见解。
《文史通义》以其独树一帜的思想和反潮流的精神令当时的学术界震惊。它一方面不断受到保守学者的攻击和围剿，另一方面又不断被他人剽窃，“或阴用其言，阳更其貌”，或“明翻其说，暗剿其义”，这都说明了《文史通义》璀璨夺目的光彩是遮也遮不住的。
《读通鉴论》
（清）王夫之（1619～1692）
《四部备要》本。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早年他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后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下，发愤著述。石船山上有一巨石如船，他便以“船山”自号，表示要像山石一样坚贞顽强；又在草舍中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以示自己在学术上不畏艰难、推陈出新的决心。他一生著书100 多种，400 多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写的历史哲学著作，写成于他去世的前一年。书中，王夫之以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实为“文本”，根据自己对明清之际历史运动的体验、感受与反思，对上自秦始皇、下迄五代、旁及宋元明的诸历史问题作了评论与诠释，从中阐发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近代名人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极为推崇。晚年毛泽东外出随身携带的书籍中，也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一书中，就载有毛泽东读《读通鉴论》的批语。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1602～1690）
收入《四库全书》。
纪事本末体明史。共80 卷，每卷一事，自“太祖起兵”至“甲申殉难”
止，记述了从1352～1644 年将近300 年的历史。
《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一论，写法仿《晋书》“论”、“赞”，用骈偶文体。
这本书写成于1658 年，早于《明史》80 年，文笔简明，综合了多种史料，特别是野史。同《明史》有很大不同，受到史学界很高的评价。梁启超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及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都一致开列了这本书，《明史纪事本末》实在是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必读书。
《通鉴纪事本末》
（南宋）袁枢（1131～1205）
中华书局1964 年顾士诚点校本。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靠抄书也抄出了名，并且流芳百世，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袁枢。
袁枢本来无心著书，“其学亦未足与此”。他喜欢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苦于这部编年史巨著卷帙浩繁且过于分散，有时某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很难弄清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和本末始终。为了便于寻检，他分门别类的将每一事件的史料抄辑在一起，按事件分门别类，以类编排，共305 件事目。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首尾，所以取名“本末”。袁枢的《本末》几乎全是抄自《资治通鉴》，并且省略了一些比较碎屑的史料如经济制度、文化现象等，于是他以一年的速度就将294卷的《资治通鉴》改编为42 卷，篇幅不及原书的1/2。
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袁枢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新的史书体例，至此，中国史书的四种编著方法：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才完全成功，这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几百年来，人们对袁枢创新体裁之功给予了充分肯定，梁启超还把它提高到新史范本的高度，并认为是最理想的体裁。由此可见，爱读书、善抄书者也可以成创作。
《贞观政要》
（唐）吴兢（670～74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校点本。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一段历史，而唐代的鼎盛时期，又要数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吴兢是武则天时的史官。在他看来，唐代自贞观以后政治状况大不如前，为了总结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鉴戒，他着手编撰《贞观政要》。
全书10 卷40 篇，分类编撰贞观年间（629～649）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措施等。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题性政治史，它对贞观时期太宗君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也充分反映了吴兢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历史观点。这本书对后世政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高宗亲自为之作序，并说要把它写在衣带上，朝夕观览，时刻存心，不可或忘。大约9 世纪，《贞观政要》传入朝鲜、日本，也引起了当权执政者的重视。
即使在今天，本书中的许多论断，诸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居安思危，戒骄忌盈；以古为鉴，善始慎终等方面的内容，仍闪耀着哲理的光辉，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
二次推荐14 本
《蒙古秘史》
作者不详（约成书于1252 年）
《四部丛刊三编》本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额尔登泰、乌云达赍的校勘本。
旧译《元朝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编年史。上溯成吉思汗的22代祖先孛儿帖赤那，下至窝阔台汗12 年，前后的500 多年。作者佚名，据推测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同时代人，十分熟悉草原生活和孛儿只斤家族。此书写成后，因其“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故长期密存于宫廷的金匮石室之中。原书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已佚，现存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译本。
《蒙古秘史》是唯一一部真正由蒙古人用蒙古语写作的史籍。它大多取材于蒙古族口头传说，末卷取材于朝廷的诏令和实录。该书对原始材料进行整理汇编，少有修饰，比较真实地保存了历史原貌。书中重点描绘蒙古汗国建立的经过，记载了蒙古南征金、夏，收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业绩，涉及到蒙古族的起源、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部落战争，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社会意识等多方面，是中国蒙古族最古老、最丰富、最珍贵的历史典籍。
《廿二史札记》
（清）赵翼（1727～1814）
中华书局1984 年《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王树民校正。
赵翼19 岁考取秀才，24 岁中举人，35 岁成进士。45 岁时淡出仕途，在家闲居读书，过着富裕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