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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70 多年主导思想之间相似的地方都要多。
《时报书评》遇到的某些困难，任何属于报纸一部分的书评都会遇到，
比如，如何协调高品味的文学标准和特殊的文学兴趣与对这些标准不感兴趣
但又想了解一些书的情况的普通读者的需要？
在这方面将《纽约时报》的经历和《伦敦时报》相比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902 年，和美国一样，英国也出现了出版业的发展，为了对此作出反应，《伦
敦时报》也创办了文学副刊，但它允许此刊的编者，一个很有学者趣味的人，
去按自己的政策行事，结果是副刊反映了报纸对文学和学术的尊敬，但同时
也使许多读者不知所云。《伦敦时报》在一战前不久采取措施，将副刊分出
去成为独立的周刊，同时在每日报纸的版面上继续刊登书评，当然数量比以
前少了。
整整80 年来，《纽约时报文学副刊》中的“副刊”这个词都被误用了。
我在七十年代自己接手编辑这份报纸时才明白它能在大西洋彼岸引起很多误
解。美国的读者，尤其是学术圈子里的人，经常问我为什么《纽约时报》不
能对同一类型的书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评论——对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是《文
学副刊》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杂志、发行量相对较小。更为合理的比较（尽管
其它的文化差异得考虑进去）是将《纽约时报书评》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
报》像书一样厚的报纸相比。
没有报纸能让文学精英满意。撇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书评从一开始就
信奉书前宣称的应该被当作新闻的哲学——这一哲学来自《时报》格守的不
偏不倚进行报道的信条。第一任编辑费兰西恩？w？霍希受到同仁的赞扬，因
为他使《时报》成为“迅速扩张的书之世界的报纸”。在这种经营原则的指
导下，“书第一次被当成新闻来处理，也是第一次从报界人士的观点来处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很多相关作者及出版商的新闻。例如第一期的
第一版就清一色是这些内容（包括李鼎高写的放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孤寂》
标题下的一篇报道，新闻来源据说是一位英国官员，他因为职务的关系对事
实比较清楚），但是“书就是新闻”的政策意欲将书评用在更广也更成问题
的领域。1916 年，《书评》20 周年的一篇社论以命令式的口吻传达了官方的
信条。它声称，“《书评》已为它自己在当代散文文学领域争得一个特别的
位置，因为它接受一切不偏不倚，并努力向读者介绍所评之书内容的批评文
章？ 。它特立独行，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
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换句话说，我们提供事实，你们来下结论。
听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在实践中它却经常被当成因循守旧、模棱两可、
避免下结论的秘诀，同时它也是最天真的幻想。书评不可能成为没有倾向性
的报道，因为有关某书的“新闻”很大一部分都是它有多好，即使是对内容
的概括，除了最最简单的概括以外，都要涉及个人的判断和喜好。绝对的不
偏不倚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这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评论都行。正直的编辑总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发表糟
糕的评论，或是意在报答——或乞求——个人恩惠的评论，或者是源于个人
仇怨的评论，不管它有时会多么有意思。但说到意见的忠实表达，即便是做
到相对的公正也比虔诚的评论者想象的要难得多。
让我们假设一个比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都简单得多的情景。假设对某
一学科的研究，大体上分为思想极端对立的两派——绿派和蓝派，那么在评
论他们的书这个问题上，编辑该怎么办？如果将绿派的书都送给绿派书评
家，蓝派的书全送给蓝派书评家，他的报纸上就不会有多少思想上的争论。
如果他将绿派的书送给蓝派书评家，而将蓝派的书全送给绿派书评家，结果
必然同样可以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蓝
派的书一半送给蓝派书评家，一半送给绿派书评家，反之亦然。这样他至少
可以在思想的争论及生动程度上综合取舍，达到整体上的平衡。饶是如此，
发现自己的书被交给绿派书评家的蓝派作者也会因感到不公而痛苦，书被交
给蓝派书评家的绿派作者也会茫然不解：“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
批评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什么是绝对的公正，人永远也无法达成共
识。不严格他说，一碗水端平是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最好将它交给编辑和
书评家个人的良心及明智的判断。企图将它系统地强加于人只会换取令人窒
息的恶果。
“书就是新闻”哲学的第二个结果，便是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判断退
居次要地位。争议不受欢迎。风格及批评的天份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然而涵
盖了很多问题的书如果要予以充分地报道，专门知识这个因素就不能被忽
视。这些年来，《书评》由于对专家的信任而著名起来，即使一个很随意的
书评家，也必须和他的传记资料一起出现。似乎他从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专门
的知识（评论意大利小说的人便被描述为“跟上国外小说的发展”）。《书
评》显然以在需要专家时能发现真正的专家为荣。五十年代，曾流行一个有
关编辑政策的笑话：“若是你得到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你会怎么办？从
直升机上找一本《书评》。”
并非专门知识本身被人唾弃，绝对不是——其它的可能性更糟糕。在英
国，非专业人士的书评有着很长的传统，在伟人名称的光环下沾沾自喜固然
容易——如锡德尼？史密斯和v？S？普里切特之类，但因此也很容易忘记卑
下的一面。有效的纠正措施也有，它以乔治？奥维尔1946 年写的一篇精彩悲
观的论文出现，论文称为：《书评家忏悔录》。它描述的是一位记者与编辑
送给他并附言“它们在一起应该很合适的”五本书的搏斗：
“《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乳品制造业》、《欧洲民主简史》
（这本书厚680 页，重4 磅）、《葡萄牙属东非的部落习俗》，另外还有一
篇可能是误收的《躺下更舒服》的小说。他的书评——比如说，800 字——
得在明天中午完成。”
这是一种很冷酷的生活方式，它最糟糕的一面还是那些可怜的家伙得“连
续不断地发现他们对之根本没有共鸣的作品的感受”。
相形之下，专家便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对自己的主题不仅很了解，而
且很关心。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有许多书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论。但这里也
可能藏有暗礁。专家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书评家。有时候他们显然是个很差的
书评家，而对他们过于依赖的报纸就难逃枯燥文章的恶运。好的文学编辑不
可或缺的一项品质，便是清楚地明白，书评本身也是一项专门知识——至少
是一项技艺。
对专家的崇拜，也会从另一方面，使人对编辑的看法过于狭窄。他很容
易使人按类型分配角色，使人怠于跨过思想的樊篱。但多数时候，最激励人
心的作家都是那些拒绝受束缚的人，即使是专家，他们也能超越自己的专门
知识。在五十年代，有人曾问当时《书评》编辑弗兰西斯？布朗，他是否会
考虑让一位数学家来评论一本诗集，或是让位诗人来评论某本历史著作，他
回答说：“不。我的感觉是，隔行如隔山。”这样的回答令人沮丧，读到它
时，我想起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句话：“我不是驴子，但
我还没有自己的土地。”
自那以后书评继续发展，那些日子现在看上去是如此的遥远。往日争议
的尘嚣早已落定，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书就是新闻”的方针尽管不好，但
它总比好的原则被误用了强。给人们带来书的有关信息——正面的信息事实
上总是批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新的不为人熟悉的书在让人分析之前必须有
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
读者兴趣的最有效的方式。从威廉？海茨利特到艾德蒙？威尔逊，这些批评
家胜人一筹的都是艺术。在稍低一点的层次，报纸书评家在首次和如此之多
的书打交道时，最为需要的也便是这种艺术。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
判断一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仅在应该庆祝
的时候），去布道（只是偶而为之），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