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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这类的东西使得万物在他视野里变形。邱吉尔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戏剧的
磅礴气势太清楚了，因此他无法过高估计自己的规模。不过，他也没有低估
自己，他更没有低估他对历史所承担的责任。
《积聚中的风暴》是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部作品，该回忆
录共打算写成5 部。这第一部中的第一本书，《从战争到战争》，是篇对政
客政治的强有力的控诉，他们用“轻松的绥靖政策”使得各项在一战中赢来
的有利条件全丢弃了。其思想主题是更为坚定、更有远见的领导才能原本是
可以逆转灾难的。当然，如果在那些年代人们听从了邱吉尔的意见的话，人
们本是能在希特勒有机会武装起来之前就彻底制止住他的。但是，邱吉尔的
话并没有人听。
第二本书更有居高性。在这本书里邱吉尔已采取行动了，他不再在野而
是进了政府做事。从一系列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版的信件及备忘录中，我们可
以对国防内阁的那些混乱且无结果的会议有个大概印象，也可以从全新的角
度洞悉英国与法国进入战争时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惊慌失措的状态。邱吉尔
在英国有史以来最为低落的时刻，登上了他一直所追求的最高峰。这部书以
一种兴奋的口吻结束，是作者在面临对他的气概的终极考验中体现出的兴
奋。
邱吉尔对人充满信任，而且他理解不同的人的素质。他对人物的刻划很
有探究性，但却显得宽容。对大臣们也显示出奇怪的同情心，他说：洛托夫，
这个脑袋像颗炮弹，留着黑色小胡子，有双很有洞察力的眼睛，瘦脸，善于
言辞而举止沉着的家伙，“是超过所有人的最适合不可捉摸机器政体代理人
及工具的人选”。
几乎无法抵制不断引用的诱惑。邱吉尔是他那代人中最多产的作家。他
所写的几篇热烈生动的文章使得这本书熠熠生辉。他绝不会匆匆地写份潦草
的备忘录，要写，就得用最好的文学形式。他运用英语语言的娴熟就像一位
将军指挥部队那样自如，而这点也同样帮了他。首先正是由于他能运用莎士
比亚、弥尔顿，吉本与詹姆士王版本《圣经》的语言来激发起存在并回响于
他滚动节奏中伟大的记忆与忠诚，英国才得以获救。我们极为走运，因为那
个在此历史危机时刻负责坐镇的人，有能力将他的行为转变为能经得住考验
的文字。
（A？O？麦克科米克，1948 年6 月20 日）
鼠 疫──《鼠疫》，
阿尔贝？加缪著
《鼠疫》是一篇道德故事，是说教般的布道。而且，它也应该被如此考
虑。要想用适用于大多数小说的标准来评论这个故事，就要冒因其道德说教
而指责它的风险，而这种说教确切说来正是它最强的一项优势。《鼠疫》成
败与否，由其中心思想决定。中心思想并不是创造性艺术的最高形式，但是，
它却有可能重要到这个地步：如果为了艺术批判的缘故而抛弃它则将会亵渎
人类精神。我们所需要判断的就是对我们而言加缪先生道德观念的急迫性。
在我看来，它已紧迫到了我们再问明天人们会重视它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问
题便已是错了的地步。有某些东西需要现在就给说出来，不用考虑将来，而
这些东西在《鼠疫》一书中被说了出来，即便略显幼稚天真。
小说的格式不允许加缪先生练习他的叙述及人物塑造的相当的文学天
赋。阿尔及尔的奥兰城在1949 年遭受了鼠疫的袭击。刚开始的时候，老鼠们
纷纷钻出污水沟而死在大街上。没人能解释这个现象。接着，几星期之后，
人们开始死于一种神秘的烧热病，伴随着其它可怕的症状，所有这些症状都
现实而客观公正地被描述了出来。
加缪非常擅长于笛福式的叙述文体，也很擅长写非洲背景。在这个他轻
松传达意思的事件背景上，他设计了人类对这场瘟疫所持的各式各样的态
度，并通过密切观察的手法而将它们加以拔高。他尽可能远地将他的人物与
他们的私生活隔离开，并将他们推到各自的公众位置上去。正是出于他的艺
术意图，他的两个主要人物——新闻记者拉姆伯特与里俄克斯医生——在整
个叙述故事中才因瘟疫而与他们的女性亲属们分离。其他的主要人物有：潘
纳路克斯神父；塔卢，理想主义独身者；以及较为隐密的人物柯塔达，人们
对他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
这场瘟疫因此便成为一种研究对待其态度的实验室。在牧师看来，他起
初认为这场瘟疫是上帝为消灭现代生活的邪恶而给予人类的天谴，随后，他
不再这么自负，而是将它当作一场对基督教徒接受可怕苦难能力的测试。而
在新闻记者拉姆伯特看来，它意味着与他所爱女人离别。对塔卢而言，它成
为实现他纠正一件他一直知晓的社会中心不公正事件热情的场合。而在柯塔
达看来，它提供了个机会以逃避正义惩罚并可实行他的阴暗市场行为。
在阐释这些态度的过程中，加缪显示出了他最罕见的品性，那就是仁慈，
它的同情心使得这部小说不至于成为简单的小册子说教，并将它拔高到了艺
术的高度——这种同情心还在他的人物间建立起了关系。
它的说教就讲到这里。其布道与道德观又说了些什么呢？在这点上我们
见到的是它无法避免的幼稚天真，这种幼稚使得某些评论家颇为震惊。天灾
瘟疫总是带着人祸——在我们这个时代，它采用的是现代战争及占用的形式
——在加缪的说教故事中不时地太容易辨认了。但是，如果只把这本书读作
寓言说教故事而不是小说，那么人们就必须得问这个道德故事是否得到了充
分论证了。人们总在明显的范围内探求它的深度，我认为人们可在描述法官
奥顿孩子死的那段既可饰又极感人的文字中找到这种深度。这个孩子的死是
整本书中所有死亡的中心点。因为死的孩子是个纯粹无辜清白的受害者，他
的死便向宗教观念提出了挑战。此外，它还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社会邪恶
问题。
天主教牧师潘纳路克斯所的两次布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来，都只是虚假
的表面痕迹，真正的寓意来自于在瘟疫快结束的时候塔卢所做的仟悔。塔卢
讲述了他是如何成长，并因为意识到已定形的社会是建立在诋毁破坏基础之
上，而将自己看作是该社会的敌人。他融人到了为推翻这个社会而奋斗的政
治力量中去：“无容置疑，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得到死刑宣判。不过，有人
告诉我，这些对于建立起一个不存在谋杀的新世界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直到
那天，当我目睹了一个人死去的场景——是汉格瑞——我年轻时体味过的那
种让人晕眩的恐惧又使得所有的东西在我眼前旋转起来了。”
在这个时刻，塔卢显然处于凯斯特勒《到来与离去》中主人公的境地，
对共产主义幻想破灭，且不愉快地好似不带十字架而进行十字军东征一般在
寻求改良运动。他的结论可说并不让人满意，但它却将我们带到了比凯斯特
勒与存在主义者更远的地方。“我的全部主张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有瘟疫
也有受害者，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得尽一切可能尽量抵制加入到瘟疫罪
恶那一派的势力中去。我决定，便是在十分清楚后果的情形下，站到受害者
这边来，以减少所产生的危害。从这些行为中我可以至少努力去理解一个人
如何能获得第三种类别，换句话说，就是获得安宁和平。”
这段文字就其本身而言可能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比和平主义再远一些的东
西，但是在鼠疫这个说教性事件的整个上下文环境里我们却被带到了远得多
的地方。一方面，在这里受害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政党成员杀死另一个政
党成员的问题，它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每个人身上存在的无辜
生命被两党双方一起破坏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场瘟疫的受害者是潜在的人
民大多数。他们还会仍然是人民的大多数，直到有给人治病者站出来与瘟疫
作战，直到有领袖人物站到无辜受害者的这一边来。同样，这里的和平并非
和平主义，它是健康、清白与生命本身。最后一点，塔卢的忏悔将关于鼠疫
——这只是自然力量——的说教故事转化成了关于人类自相残杀的罪恶的、
远要强有力得多的道德故事。
加缪采用的这种寓言说教方式是恰当有理的，因为仅仅简单地用政治术
语陈述出似乎不是政治实践性的一种态度是几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