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了严格限制的词汇量和平淡如水的讲述语调。这本小说如实地反映了现实
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
我认为只有梅勒才敢于着手写这本书。《刽子手之歌》中所表达出来的
声音是一种真正的西方声音，这种声音人们经常在生活中听到，但在文学作
品中极少得到表达，因为一旦真正了解西方后，你会发现自己缺乏将它如实
写下来的意志。《刽子手之歌》要描述的就是西方人生活中所存在的巨大空
洞，一种不仅反对文学，而且反对许多其他形式的人类努力的虚无主义，一
种一切终归于零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下，人类的声音如同飞机在空中划出的
图案一样消失湮灭。
在这个每条公路通向沙滩，通向州际公路，通向落基山脉的世界上，人
们对自己在更高一层的社会体制下所处的位置有一种不安定感。他们渴望
爱，认为自己可以为爱而死，为了爱他们飞快地搭建起来城镇，然后撤离，
继续前行，忘掉过去。人们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迁移到中途岛，人们在午夜
钻进小车，开过两个州去买一瓶啤酒，与一个偶然结识的人谋求借款，避免
自己发疯，因为发疯后会被再度送进精神病院，这样再也不能钻进小车，驱
车经过两个州去买一瓶啤酒。
《刽子手之歌》是以两段很长的二重唱建构起来的：“西方之声”，即
第一卷，主要是女人的声音；
“东方之声”，即第二卷，并不是字面上的东部人的声音，而在很大程
度上是男人的声音——律师，公证人，记者的声音，他们在一个更大的世界
里活动，并认为自己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西方”卷是一种宿命论的堆砌，
反映了一种紧张，一种压倒一切的，被动的冲向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直
至加里？吉尔摩的死亡才告结束。而“东方”卷则是这种紧张感的释放，一
种解决，行刑的实现，一种主动的进程，直到1 月的那个早晨才有效的结束：
劳伦斯？席勒坐上一架六座小飞机，注视着加里？吉尔摩的骨灰从一只塑料
袋中抖出，飘荡在普罗活的上空。这只塑料袋让席勒吃了一惊。它是一只面
包袋，“面包公司的名字还不清楚地印在上面？ 。一块长方形面包的59％。”
“西方”卷的女人们很少感到惊讶。她们在整体上并不相信事件的进程
可以受到影响。一股悲怨凄凉的风好象在吹过《刽子手之歌》中的女人们的
生活，所有的这些女人都和加里？吉尔摩打过交道，从他在那个4 月的晚上
穿着监狱发的黑胶鞋步入城镇，到他的骨灰飘荡在普罗活上空的1 月份的那
一天。这股风似乎吹散了记忆，吹走了平衡感。她们总感到自己在下落，尼
科尔？贝克，她在10 岁时就努力“试图理解她的生活，她的三次婚姻，两个
小孩，和数不清的男人”，理解吉尔摩以及吉尔摩坚持她在死后与他见面的
含义。她读着吉尔摩从狱中给她发来的一封信，信中的话“如同从世界之巅
刮来的风，在她的头脑中吹进吹出”。
这些女人不时地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并留意她们的命运。她们看来被恶
梦所困扰，对恐惧这一深井有所知觉，这种“事物底层隐藏着的不幸”。在
波特兰大城以南贝茜？吉尔摩的汽车活动房屋里，顺着一条小车道的公路南
下途中——道路两旁是小酒巴，饮食店，折价商店和加油站，那上面置放着
一架二战时残留下的波音公司轰炸机——贝茜有一种感觉，她只能形容为“好
象被吸空了”。她害怕自己会一下垮掉。她感到迷惑：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
如今哪里去了？丈夫，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在普罗活她原来有78 个堂表兄弟
姐妹，如今都天各一方，有些可能已长眠地下了。她想，当加里也加入他们
地下的行列时，他们会不会“全部下到那个墓坑里去，在此他们已放弃了对
彼此的寻找”。她不知道“有几分是她的错误，有几分是这个世界的错误—
—它像碾在大草原青草上的包着铁皮的大蓬车轱辘，吱吱呀呀前行”。当我
读到此处时，我记起了犹他州上空撒骨灰的飞机留下的痕迹也尤如车辙一
样，如同人类在月球留下的脚印一样，清晰可见。这是一部令人遗憾的书。
（琼？迪迪恩，1997 年10 月7 日）
逃难的白种人──《朱莱的同类》，
南丁？戈迪默著
班？斯梅尔斯和莫琳？斯梅尔斯是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中产阶级，思想开
明的白人，他们的一天以黑人男仆朱莱献上茶盘开始，但是，事情有些不对
劲儿，茶具是两只廉价的玻璃杯，还有一点牛奶——装在一只裂了边的破铝
盒里，朱莱所敲的门只是非洲茅屋厚厚的泥巴墙上的一个缺口而已。
斯梅尔斯一家已经在这里呆得太长了。南丁？戈迪默以前小说中的人物
——那么感觉不自在，良心受到震动，试图和不确定的南非生活达成某种妥
协的白人——现在发现自己必须面对最终的结局：全盘革命。小说中叙述的
时代是很近的未来，暴动的黑人已占领了整个国家，机场遭到轰炸，白人无
法离开，班和莫琳，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除了逃到朱莱相对封闭的村庄里
去以外别无他法。
泛泛一看，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 它有着《鲁宾逊漂流
记》中的真实感和诸多悬念，有《可尊敬的克里奇顿》中富于幽默感的对世
界的扭曲。斯梅尔斯一家在逃难前急匆匆所打的包裹中还有一个小玩意，它
能清除干洗机上贴的标签而不致于弄伤手指甲，而他们现在必须适应一种新
的生活：割草，做玉米饼。在雷雨中茅屋的泥墙变得湿漉漉的，蟑螂在黑暗
中飞来飞去，人冻得瑟瑟发抖。莫琳过去当作装饰品来收集的陶器现在是她
的厨房用具。
当然，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朱莱的同类》决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人在
困境中生存的故事，在这一层面上，由于斯梅尔斯一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作
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如果把他们作为种族主义者，然后在与土著黑人的摩
擦冲突中最后发现自己的谬误，那么这种小说真是太容易写了。然而他们从
一开始就很敏感，有政治觉悟，真心真意地关心着南非黑人的福利。当他们
发现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中也有反对革命的人存在时，该是多么具有讽刺意
味！而且莫琳和朱莱之间的敌意也变得更为微妙而复杂。有一个场景，朱莱
也在场，这个场面让人十分感动，因为它是用另一种语言——莫琳未说出的
语言来表达的——莫琳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对朱莱而言，他的聪明、诚实、
高尚在莫琳眼里是毫无价值的；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身份是在别处，被别人所
承认的；她不是他的母亲，妻子，姐妹，朋友；她不是他的同类。”
南丁？戈迪默一直是位令人尊敬的作家。她把写作技巧和社会责任感融
合在一起。但这次她做得更为出色。《朱莱的同类》清楚地揭示了南非白人
和黑人之间的紧张和复杂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它的写作毫无瑕疵，里边的每
一件事看起来在现实中都可能发生，一想到这种凶兆，就令人倒抽一口凉气。
（安妮？泰勒，1981 年6 月7 日）
道德寓意和创造──《1927—1979，诗歌总集》，
伊丽莎白？毕晓普著
伊丽莎白？毕晓普不断增多的读者以及她在读者群中稳定的地位（她曾
有一次这么要求过），是对一位理想主义者多年坚持的奖赏。她的声名建立
在大约25 首诗上，其中有《爱情谎骗睡眠》、《怀疑者》、《香波》、《2000
多幅插图和1 个完整的词语索引》、《抵达圣多斯》、以及《在新斯科舍省
第一次死亡》。所有这些诗作看来似乎只赢得了朴素的成功，不过人们意识
到以往时代大多数大诗人的声名都建立于类似的情形上，所不同之处在于：
她的杰作在她整体创作当中占更高的比率。
整个创作生涯中毕晓普都立意要把道德寓意和创新熔于单一思想之一
炉。《莠草》一诗中人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该诗在赫伯特式的沉
思中引伸出一段新的感情。《犰狳》展示了人间所有场景中审美快感的综合，
甚至有痛苦的场面。在《雄鸡》和《鱼》诗中，是那些人类力量有罪而且和
解的表白。
毕晓普首先在4 首诗——《地图》、《纪念碑》、《在渔舍》、《三月
之末》里头，声明她作为诗人的职责，坚定她投身该职责的决心。这些诗各
各不同，但都是自画像的写照，他们时而尖刻，却总是专横地把她刻划成一
�